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都不会忘了“政审”。
所谓“政审”，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它曾经是那个年代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必须经历和面对的。无数人的不幸和苦难都与它有关。
从1968年到1978年，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在上海一所中学从事了10年的政审工作。他在《从政审中，我看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中回忆说，在当时的上海市区，学生到中学毕业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
政审令葛剑雄充分领教了毛时代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据他介绍，他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他会仔细阅读，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他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葛剑雄介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绝大多数人填政审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如有的人民国时当码头工人，拉黄包车（人力车），为了相互照顾，拜过把兄弟；或者为了寻求庇护，拜过师父。所以在填写社会关系时会写上：结拜兄弟某某系恶霸，被政府镇压。师父某某，听说逃往台湾。有人上过大学，会将同学作为社会关系一一列出，其中免不了会有“去美国留学未归”，“随蒋匪逃台”，“是三青团骨干”等。于是，明明本人属“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或党员干部，却已列入“内部控制”，只因为在档案中写上了“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有逃台蒋匪特务”。到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往往成为重点审查或批斗对象，甚至成了“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本人受罪，还祸延子女，使他们在入团、分配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
“学生政审”使许多学生被打入另册。葛剑雄告诉我们，当年，政审表格是学生档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下乡还是就业，都要带上。有的单位要先看档案，审查合格后才会接收。政审表格是不与本人见面的，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不能看，但对分配有一定限制的对象，会给相关教师提醒一下，不一定透露具体内容。教师往往颇感意外，甚至大吃一惊，一些最钟爱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就此与某些机会无缘。
回忆起当年搞政审的经历，葛剑雄心中充满愧疚。他说，“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