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时候，加拿大记者Joanna Chiu（赵淇欣）一边工作，一边精进她的普通话。她专注于拓展“敏感词”的中文词库：逮捕（daibu, arrest）、国安（guo’an, secret police）、逼供（bigong, forced confession）……因为即便是向她的中国籍同事寻求翻译帮助，也会令他们陷入危险。所以，不如她自力更生。
从2014年开始，她在北京住了五年多，先后为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等媒体做驻华记者。见过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数面。
因为外貌，她在中国通常都被当成普通老百姓，直到开口说话。有人指出她的国语有口音，起初，她耐心解释：“我是加拿大人。”
“你看起来不像外国人。”人家质疑。
“因为我出生在香港。”她答。
“那你是香港人，也就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对方表示。
在中国采访遇到麻烦时，她通常会担忧。她的加拿大护照上写着出生地香港，她总担心中国警察看到护照，“还会把我当成是中国人。”
加拿大记者Joanna Chiu（赵淇欣）。（图片来源：Joanna Chiu个人网站）
这样的忧虑，许多海外华人都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侨民被中国视为一种潜在的资产。”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书China Unbound（不受束缚的中国）里面写到，“中国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还是中国人……有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家庭在各个国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会讲中文，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 中共当局仍然无视外国公民的权利，仍将其视作是‘自己人’。”
这样的忧虑，许多海外华人都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侨民被中国视为一种潜在的资产。”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书China Unbound（不受束缚的中国）里面写到，“中国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还是中国人……有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家庭在各个国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会讲中文，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 中共当局仍然无视外国公民的权利，仍将其视作是‘自己人’。”
Joanna Chiu的书China Unbound（不受束缚的中国）。（图片来源：Joanna Chiu个人网站）
她在书里详尽地描写了“中国的长臂”（China’s long arm）。在加拿大温哥华东部的小城高贵林港（Port Coquitlam），有数十位第一代或第二代中国移民，接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电话甚至上门拜访，被要求删掉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市长Brad West对她说，这些中国移民出于恐惧，没有到警局报案，甚至在面见市长时，还要求拉上办公室的窗帘。
“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给予的保护太少了，”Joanna Chiu对歪脑说。
一位中国留学生给她写邮件：“我住在加拿大，但我生活在对于中国政府的恐惧之中。”这位留学生在推特上只有两个粉丝，只转发过三条推特——一条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条是调侃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视频，另一条是关于中国政府腐败的数据图表。他因此被 中共当局“关注”。尽管他在推特上匿名，他在中国的家人仍然收到了警方的电话，一位中国警察甚至通过微信联系了他，要求他立刻删除推特。
这位留学生将与 中共当局交流的录音和手机截屏，一并发给了Joanna Chiu。他也去当地警方报案，但加拿大警方无计可施，只表示，是否删除推特是他的个人自由。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中等国家’（middle power）一词指的是，不算全球巨头、但仍有重大影响力的主权国家。”Joanna Chiu在其书中指出，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中等国家案例，让人们看到中国是如何对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也说明当一个政府不能保护其国土上的居民时，会发生什么。
“北京更进一步”
Joanna Chiu的新闻事业起步于香港。2012年，她加入香港的英文日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做都市版记者。从那时，她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长臂”。在书中，她写道《南华早报》从彼时就有“自我审查”，“有一次，《南华早报》的编辑从网站上删除了整篇报道，因为一位高级官员认为我对他的采访是不光彩的。”还有一次，因为一篇关于香港新闻自由度下降的新闻报道，连《南华早报》的首席执行官都插手进来，编辑们被迫将报道删减。“自我审查，不知道禁区在哪，让人士气低落，报纸的员工纷纷辞职。”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她的家庭决定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她反倒因此对中国充满兴趣。她在温哥华当地的图书馆找到中国历史的书籍，了解共产党如何掌权。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她念的东亚和中国历史。因为太想了解中国，她从故乡香港起步，先做记者了解香港社会，再前往中国。
“虽然我是外国记者，但我尽可能地让我的报道里有中国人的声音，或者那些与中国有联系的人的声音，展现真正的人的生活。”Joanna Chiu对歪脑说。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她第一次看到香港警察身着防暴装备。2014年9月28日，人群集结在香港政府门前，“不仅有学生，也有许多中年人在这天没有去上班，来参加游行。”“开路！开路！”她在现场看到人们用广东话齐喊，抗议警方封锁政府总部。警方举起“DISPERSE OR WE FIRE”的标志，几分钟后，她见到了催泪弹的烟雾——“这是近十年来在香港没出现过的武器。”
五年后，她在多伦多的一家星巴克见到了一位雨伞运动后避难加拿大的香港人。他曾是香港一间天主教中学的校长。在一场马拉松比赛里，他从民主运动人士手里拿了一张印有“D-689”的马拉松布条，并被一个学生拍照上传到Facebook。“D-689”在粤语中是对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蔑称，这张照片给这位校长惹了麻烦，他收到无数要求他辞职的匿名电话，并被举报到教育局。“有点像是白色恐怖。”他对Joanna Chiu说，哪怕在他抵达加拿大后，他的太太还继续被香港警方问询。
“这件事表明，北京的政治控制策略之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针对非精英个人和团体。”Joanna Chiu说，“当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贸易战、白宫与北京之间的口水战等高层冲突时，这个事实可能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