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最近十年在国际舞台放弃韬光养晦，改为以积极作为的姿态，越来越大胆直接挑战美国利益和既有的国际秩序和法规，甚至开展战狼外交。根据现任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osh Doshi）的分析，这一转变，不是源自习近平的个人风格，而是中共精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判断美国已经衰落完蛋，现在是中国取代美国最佳时机的集体认知。
中共现在强调要有制度自信，不要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讽刺的是，中共在金融危机十年、美国经济早已强势反弹、中国反而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还盲信这种“东升西降”论，除了是自己被自己的谎言欺骗之外，还因为中共骨子里，仍迷信在西方已经被抛弃的过时新自由主义经济观。
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美国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带领下成为学术霸权后，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政府和贸易的赤字都是坏东西，都要致力消除。这一学派以微观的经济行为与原则理解宏观经济现象。例如在个人、在家庭财务的层次，入不敷支负债累累很糟糕，节俭存款是美德。他们由此引申在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层次，赤字也是糟糕的东西，丰裕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才是国家应该追求的。
过去三十年，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盈馀，一直在增长。相反，美国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的逆差，则不断飙升。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观之下，很多财经分析员甚至经济学家都将中国与美国的这两个趋势，看作中国崛起和美国没落的证据。
但美国贸易赤字虽然在金融危机后继续大幅增加，却没有阻止美国经济在2010年之后恢复强劲增长。反而中国在贸易盈馀持续扩张的情况下，在2011年之后开始进入长期的滑坡。这两年的疫情，也没有改变这个趋势。这些发展，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矛盾。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政府尝试以加大政府开支，通过举债和增加赤字预算来刺激经济，引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大力反对。他们鼓吹在经济危机中，政府也应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开支减少债务。
美国虽是金融风暴的发源地，结果经济却能在政府的巨大赤字预算和负债下迅速复苏。欧洲则在政府财政紧缩风之下恢复迟缓。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观无法解释的。
理论与现实的落差，已令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近年，不少不满这种教条的经济学者，已经逐渐成为新的主流，被归类在“新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下。他们包括现任美国财政部长、经济学家耶伦（Janet Yellen）和她的丈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和另一位诺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国家和国际宏观层次的经济运作原则，跟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层次经济运作原则，是两码事，我们绝不能将前者还原为后者。例如在微观的个人层次，节俭存款是好事。但如果在一个宏观经济体系，人人都节俭存款，便会出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经济便会崩溃。所以若个人消费率太低，国家便要以赤字预算和负债代人民消费，避免经济崩塌。同理，如每个国家都追求贸易顺差和向外放贷而没有国家愿意维持逆差和借贷，国际经济也会崩溃。顺差国不一定强大，逆差国不一定衰弱。日本在庞大顺差之下迷失几十年，是很好的先例。
中共权贵捡到美国已经过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当宝，说服自己“东升西降”，可以不再跟着西方走，真是极可悲，又可笑，也十分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