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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重拾价值外交 新政府预期退出与中国的合作机制

捷克新总理彼得·菲亚拉(Petr Fiala)领导的中间偏右新政府于12月中旬上任,阁员内被视为对华鹰派的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一上任就毫不掩饰其反华的倾向。分析人士认为,捷克新政府推崇“价值外交”,可望重新检讨其与极权中国的关系,并与民主台湾加强往来,捷克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立陶宛。

2021年10月7日,捷克参议院议长米洛斯·维斯特西尔在布拉格向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颁发捷克共和国议会参议院银质纪念章。(路透社)

捷克新总理彼得·菲亚拉(Petr Fiala)领导的中间偏右新政府于12月中旬上任,阁员内被视为对华鹰派的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y)一上任就毫不掩饰其反华的倾向。分析人士认为,捷克新政府推崇“价值外交”,可望重新检讨其与极权中国的关系,并与民主台湾加强往来,捷克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立陶宛。

捷克在10月举行众议院大选,由人民民主党(ODS)、传统、责任与繁荣党(TOP09)及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所组成的“一起”联盟(SPOLU),以及海盗党(Pirate party)和市长与独立人士党(STAN)所组成的“海盗和市长”联盟(Pirates/Mayors),在总计200席次的国会取得过半的108席,赢得了合组新政府的权力。

捷克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为国家虚位元首,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其中,众议院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总统依法提名众议院最大党的党魁担任总理,总理才是政府实质的领导人。

捷克共和国于1993年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后,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016年3月,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捷克,成为两国建交以来首位到访的 中共领导人,两国元首互签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捷中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刻。

然而不过短短几年的光景,随着彼得·菲亚拉(Petr Fiala)总理所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府正式就任,分析人士预期,双方关系恐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菲亚拉曾多次批评捷克总统米洛斯·泽曼(Milos Zeman)对中国太过软弱。他说,捷克如果不能坚持“价值”,最后不仅将失去西方盟邦,也得不到北京的尊重。

再现哈维尔人权价值

根据五党党魁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捷克新政府将扭转泽曼总统和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s)亲中俄、反美国、反欧盟统合深化的路线,并重拾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以人权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

该协议明确表示,捷克政府将在其外交政策中支持公民社会,促进人权和民主,并推动捷克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Magnitsky Act),该法将允许捷克针对侵犯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

位于台北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研究员叶皓勤(照片提供:叶皓勤)

位于台北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研究员叶皓勤(Marcin Jerzewsk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上任的捷克政府将一改旧政府的亲中交易路线。

叶皓勤说:“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对人权的支持则是具有选择性,尤其是在与独裁国家交往更容易弃守人权。但是新政府一上台则改弦易辙,未来对外政策将明显靠拢欧盟,并依循欧盟的准则与规范,也就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的价值观之上。”

90年代末担任过前捷克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顾问的政治分析人士吉里·佩赫(Jiri Pehe)11月中旬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新政府会采取与哈维尔理念一致的外交政策,坚定支持人权、支持民主。

哈维尔是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灵魂人物。1993年成为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2011年逝世。

佩赫指出,“天鹅绒革命”是捷克政治转型的开始,在此之后,捷克社会分化为后共产主义者和亲西方民主者两派。前者年龄较长,并在威权体制下度过大半人生,后者则是年轻一代,普遍受过良好教育。

佩赫认为,巴比什这次败选,而泽曼也将在2023年初卸任总统职务。种种迹象显示,后共产主义派的势力在捷克共和国逐渐式微,在此前提下,未来四年莫斯科和北京要和布拉格打交道,恐怕不会如前几年般轻松。

对中鹰派外长重视对台经贸关系

内阁成员中,出身海盗党的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即扬言要推动“人权外交”,恢复捷克的名声和地位,并重新审视捷克与中、俄两强权的关系。

利帕夫斯基是捷克政坛著名的对华鹰派,在野时便多次重炮抨击中国。

根据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主任扬达(Jakub Janda),利帕夫斯基曾说过不少抗中的强硬发言,例如“武汉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即1986年俄罗斯核灾)。中共及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应对疫情负责。他们(中国)欺骗了全世界,导致数万人死亡,引发了经济危机,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他提出,“‘17+1’(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而创建的。中国组织了盛大的会议,邀请特定国家参加,然而这是无法兑现的承诺,目的是破坏欧盟的统一。让我们停止参加‘17+1’会议。”利帕夫斯基还说过,“强迫劳动、性暴力和强迫绝育、再教育和重新安置。维吾尔少数民族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人道压迫和种族灭绝。反对这种不公不义是我们的职责!”

位于布拉格的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扬达(Jakub Janda,照片提供:扬达)

扬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捷克新政府不仅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其联合执政协议也明确表明台湾是需要加强关系的“伙伴”。利帕夫斯基称台湾是比中国还重要好几倍的经济伙伴,因为台湾在捷克创造了2万4千个工作机会,相较之下,中国只创造4千个工作机会。

扬达说,捷克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极其有限,只有约1%的捷克产品出口中国,因此除了空洞的言词威胁之外,中共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报复捷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扬达说:“在中国的眼中,捷克将是另一个立陶宛,我预期捷克将面临到立陶宛前阵子遭受到的待遇,比如(来自中国)经济方面的胁迫,以及政治上的频繁骚扰。不过,去年捷克参议长维特奇(Miloš Vystrčil)访问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经历过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的叶皓勤也说,中国是捷克的第二大进口国,却只是第十八大出口市场,这导致捷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占捷克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到1%;相较之下,捷克是台湾在欧洲的第四大投资目的地,台湾大厂富士康、华硕、宏碁、友达光电都在捷克设有工厂。在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当中,台湾公司为捷克创造了最多就业机会。

17+1”落空中国印象恶化

叶皓勤指出,虽然台湾的经济量体难以和中国匹敌,但是对捷克而言,台湾提供的经济诱因更高。反观中国,它不仅无法兑现“17+1”的承诺,再加上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也让布拉格逐渐滋生对北京的负面观感。

“17+1”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缘于2012年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时,提出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倡议。立陶宛在今年5月以“未达预期效果”为由正式退出后,该机制现改称为“16+1”。

叶皓勤与扬达一致认为,捷克新政府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审视捷中关系,但最后很可能追随立陶宛的脚步退出“17+1”机制。

叶皓勤说:“捷克跟立陶宛一样,会退出这个合作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高,原因就是中东欧国家没有收到来自于中国的很大的经济利益,应该是说,中东欧跟西欧跟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完全不一样。”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捷克跟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低潮,而这段低潮期的长短,将取决于捷克内部政治势力的变化以及中国是否及时调整步调。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照片提供:张福昌)

张福昌表示,这次选举失利的前总理巴比什所残存的政治势力依旧不能小觑,巴比什仍在酝酿夺回政权的机会。至于目前强调反共并重视自由民主的新任联合政府能否长期执政,五个小党未来在外交政策上能否继续协调一致,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张福昌说,中国当初透过“17+1”机制成功地在中东欧地区建立起势力范围,过去几年也获得中东欧国家的支持,然而现在包括捷克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抱怨中国“光说不练”之后,如果中国不能加快履行承诺的速度,那么捷中关系的低潮还会维持好一阵子。

张福昌说:“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的梦想。但是没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所以才回头来检讨说跟中国这种合作游戏是不是值得再玩下去?所以说,‘17+1’机制承诺的落实是中国未来改善跟捷克关系或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点。”

张福昌认为,捷克新政府内部有很多“民主战将”对于美国所号召的民主联盟与高举的民主价值相当认同,但是在价值外交的背后,经济利益还是不能忽视。他分析,目前捷克的反华情绪,多少也是借着反华来向北京施压,敦促北京履行‘17+1’机制的承诺,这也是捷克突然对中国趋于强硬的背后不能忽视的经济考量。

责任编辑: 楚天  来源:VO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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