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下面两个例子：
a，你的邻居老王经常家暴妻子，老王的妻子因为没有维权意识，只能默默忍受。你看不过去，于是就报警举报了老王家暴。
b，你的邻居老王和你喝酒的时候经常说领导的坏话，你觉得老王散播负能量，于是就把老王黑领导的话录了音，交给了他单位领导。
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判断出举报和告密的区别。我们都认为a是举报，是正义的。b是告密，是无耻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底层逻辑理清举报和告密的关系呢？
第一，举报针对的是侵权的行动，是正在发生的伤害，而告密针对的是言论，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伤害，自由的边界就是他人的权利，当老王家暴妻子的时候，就侵犯了他妻子的权利，造成了对妻子的实质性的伤害。这时候你就举报老王是终止一种伤害的行为，这是正义的，我们把它定义为举报。
而老王在酒桌上班领导说领导的坏话，虽然你认为负能量满满，但老王的这种行为仅仅是私下场所的言论范围，他并没有对领导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指一个公民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这种权利对我国法律保护。而此时你出卖老王就是赤裸裸的高密。
第二，举报要符合“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原则，这言论自由是一个法治社会极为重要的品格和价值。
但是，任何文明社会对言论自由的边界，比如，你在飞机上听到一个人说他准备劫持飞机，虽然这时候也是言论的范围，但是你举报就有正当性吗？
美国对言论和国家安全之间做出了深刻的探索，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创立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原则，系统性阐释了言论自由和公共安全的关系，他在言论自由和社会安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
霍姆斯提出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界定了两个标准：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当下的。如果一个人在飞机上扬言要劫持飞机在公共场合说买了爆炸物，他们都有可能会造成明显的和即刻的危险，对这种情况你的举报也是正义的。而发表某一学说、讨论私人观点、对某个人品格的质疑，则完全不符合霍姆斯的明显而且可危险的标准，它们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不应该成为举报的对象。
所以针对违法犯罪的举报是一种终止侵害的正义行为，而真正言论的告密则是践踏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行为，言论自由会有不妥的地方它是一种道德瑕疵，他会面临民事诉讼有翡谤罪等等，但是只要他不具备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个原则，她都不应该被告密。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私人领域用告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
因为人和人之间在私人领域的交往，需要遵从私人领域的道德，私人领域最重要的道德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建立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基础，是司法秩序的一部分。告密泛滥将严重损害私人领域的道德基石，对私人领域的契约关系造成毁灭性摧毁，这带来的结果必将是人人自危社会管理成本高企。私人道德的基础当然如此。私人道德的基础被摧毁对个体和国家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想要的结果。
综上所述，举报和告密有这么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的分水岭就是到底是言论还是行动，有没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除此之外，正常的学术讨论观点言论争论和批评，都不应该被举报，那属于令人不齿的告密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