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建政至今，江姐的故事蒙骗了很多中国人，而帮助散播谎言的罗广斌，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
在中共宣扬的各类“英雄模范”中，江姐江竹筠可谓是大名鼎鼎。她被写进小说，还不断地出现在电影、歌剧和学生的课本里。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她。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在官媒的相关报导中，《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位“巾帼英雄”、百年来的“风流人物”。文章是这么说的，江姐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原型叫江竹筠，1920年8月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她加入中共，在就读的学校担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1943年，江竹筠根据中共指令，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彭咏梧的助手，俩人假扮夫妻，掩护地下党在重庆开展工作。转年，她又接到指示，考入四川大学，“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做党的工作”。
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三年后，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身亡，江竹筠主动接替丈夫的工作，结果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文章宣称，国民党“用尽各种酷刑”，想让江供出地下党的情报，但她“始终坚贞不屈”，还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死于渣滓洞，年仅29岁。
《人民日报》说的故事，几分真，几分假？描绘的是真实的江竹筠吗？
接任务进入四川大学
我们查证发现，关于她哪年、在哪里做什么，这篇文章的信息都给对了。但是，文章没有告诉读者的是，江到底是怎么做“工作”的。比如，在四川大学期间，什么叫“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做党的工作”？
2011年，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前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执行院长聂圣哲教授，发了一条微博。他透露，“1981年我入川大时就听到两位年近八十的老教授说：江姐思想活跃、不安分，很风流，她每和一个男同学上床，就要求对方入党，闹得满城风雨。当时川大的校长说：江竹筠你风流一点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你用这种方式强迫信仰是不对的。”看来，这就是中共交给她的“任务”了。
假戏真做与有妇之夫结婚
而在此前一年，江竹筠不是还与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吗？俩人也闹出了婚外情。彭咏梧，就是《红岩》中彭松涛的原型，1915年生于四川云阳县。他1938年加入中共，1941年秋奉命到重庆，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职员。
早在老家云阳时，彭咏梧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妻子谭正伦15岁嫁给他，出于对丈夫的爱，她甘心一起过贫困、动荡的生活。
据大纪元专栏作家林辉考证，彭咏梧到重庆后，给谭正伦写信，让她带儿子过来团聚。当时，他们的儿子正在出麻疹，谭就回了一封信，说过一段时间再去。没想到，这一拖就是6年。6年中，她没了丈夫的音讯，写信、寄钱，全部石沉大海，她只好一个人带着儿子，忧心忡忡地盼着丈夫回来。
彭咏梧失踪是怎么回事？
原来，谭正伦的回信让中共十分紧张，因为彭咏梧被公开介绍说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在北平银行当过职员。云阳，是他早年闹革命的地方，不少人认识他。如果谭正伦从云阳寄来的信被国民党拿到了，彭咏梧的身份不就可能暴露了吗？中共地下党的处境也会十分危险。
所以，中共让彭咏梧立即断绝与妻子的一切联系，还在1943年给他配备了个假妻子：江竹筠。结果，这俩人日久生情、假戏真做了。他们之间有私情，和江与多个川大男生上床，时间上是有重叠的。就说这事有多乱吧。
不但如此，中共在彭咏梧没离婚的情况下承认了俩人的关系，并在1945年批准他们正式结婚。要知道，早在1934年4月，中共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他们自己怎么不遵守呢？看来，在中共眼里，法律是用来管控别人的，它自己可以逍遥法外。
而对于彭、江结婚的事，远在老家的谭正伦是一无所知。
与丈夫分别6年后，她终于等来了丈夫的消息，却是个晴天霹雳。弟弟告诉她，彭咏梧已经再婚，还有了个儿子叫彭云。因为彭江二人要离开重庆，不方便把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所以希望谭正伦“顾全大局”，帮他去重庆看孩子。
大家想想，谭正伦听了是什么心情？但是，她最终还是答应了。到重庆后，谭正伦并没有见到彭咏梧和江竹筠，因为他们已经去了其它地方，策划武装暴动。1948年，彭咏梧暴动失败被国民党处决；之后，江竹筠被捕，并于1949年国民党撤离重庆前被杀。
江姐受尽酷刑是真的吗？
江竹筠被捕后，《人民日报》说，国民党对她“用尽各种酷刑”；《红岩》里描写，“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称“渣滓洞里有‘中美合作所’48套刑罚，凡是关押在渣滓洞的中共‘革命者’，全都要经受酷刑折磨……”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从一些史料和其他人的证言看，它们其实都是编的故事。
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题为“渣滓洞刑讯室考”的文章。文中说，当年，中共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员孙曙，负责接管国民党在西南的特务机构保密局、中统局。他向文章作者确认，渣滓洞里没有皮鞭、烙铁、电刑、老虎凳、竹签子之类的逼供用的刑具。
据孙曙回忆，1949年12月20日左右，他来到渣滓洞，了解到那里的男牢、看守用房等处已经经过了两次焚烧，他没有看见任何焚余的刑具残骸。1950年初，他又从离白公馆不远的五灵观原军统“公产管理组”接管少量枪支和手铐等物品，还经手登记了缴获来的美式手枪、黄金等，依然确定“没有任何刑具”。同一年，重庆大同路渝女师（也就是现在的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烈士遗物展览”，其中也没有展出国民党使用过的刑具。
2007年11月10日，当时76岁的孙曙再次来到渣滓洞，他一边看，一遍忍不住问了这样的问题：现有这些展出用的“刑具”从何而来？当年谁见过“刑具”？
《渣滓洞刑讯室考》文章还提到，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陈列部，有一名姓张的职工参加复原陈列工作，具体任务是复制“刑具”，渣滓洞刑讯室第一批“夹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
数十年后，他告诉一位同事：当年复原刑讯室，很为难，因为没有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也没有人见过刑讯室和刑具。上级只是笼统地说：根据部分老同志的回忆，以及《红岩》的描写内容，“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但又并无一个人亲眼看见该过程。
张姓职工就很纳闷，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全凭想像”。他想，这竹签子只能是极细的一片竹篾吧，但极细的竹篾又不能用“钉”的方法。最后，他拿了几根竹筷子，削细了，心里想，“就这样吧！”
文章作者孙丹年说，1964年她上小学四年级，看《红岩》小说吓得不轻。参观渣滓洞时，她就仔细寻找“竹签子”，但没有看见，而是记住了那几支很粗、很毛糙、颜色灰黑的“竹筷子”。她怎么想像也难以将它们钉进手指尖去，还有不少同学，都有这样的疑问。
据披露，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旧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来，从各地征集来的，以及工作人员仿制的。而这都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宣传。
《红岩》主创罗广斌文革被逼自杀
这些事，在当今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了。中共凭借江姐的“英雄事迹”，成功挑起了老百姓对国民党的仇恨。而在这过程中，小说《红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这帮了中共大忙、炮制出《红岩》的主创人员罗广斌，也没躲过文革的劫难。他被打成“叛徒”，在经历抹黑和逼供后，选择了跳楼自杀。
文革资料中，有一张罗广斌死后所拍摄的照片，显示他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面部有一矢状裂口，从颈部后缘至面部鼻尖，大约长27.5cm，残剩的一只左眼，瞪得很大，其状惨不忍睹。
《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曾在2008年刊文，说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接到丈夫死讯后，匆匆赶往现场。奇怪的是，她只被允许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能走近。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做出结论前，不能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听她的，也不许她跟去，直接把遗体送到火葬场去了。
从中共建政至今，江姐的故事蒙骗了很多中国人，而帮助散播谎言的罗广斌，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否有过后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