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2年1月10日，天津市居民排队接受中共病毒（COVID-19）核酸检测。(STR/AFP)
随着中共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变种奥密克戎（Omicron）的出现，西方社会试图与病毒共存，但中共却开始了“社会面清零”的政策。美国数据专家指出，中共常常无视事实定目标，数字造假将让疫情代价更大。
乔治‧卡尔霍恩（George Calhoun）是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在连续撰写两篇有关中共疫情数据的分析文章后，《福布斯》（Forbes）近日又刊登了他的第三篇分析文章，该文标题为“中国新冠数据中的异常——操纵的证据？”。
他在文章中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图表，并指出，中共的数据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共的零死亡、过高病死率和超额死亡数都反常，唯一能说得通的解释就是，这涉及政治操纵，而非真实数字。
零死亡？中共官方数字惊现操纵
首先，卡尔霍恩发现，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统计有三个不同的数字，即中共官方数字4,636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联合国报告的4,849人和联合国所采用的数字5,699人，虽然这些数字看上去不同，但其差额213人及850人正好是香港和台湾的死亡人数。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因中共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始终是4,636人。
然而这个4,636数字蕴含着一个大问题。卡尔霍恩指出，这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统计，几乎是两年前的数据。自那以后，中国大陆报告的中共病毒死亡人数一直为零。
这并不是因为中共病毒在中国已经消失。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从2020年4月1日到2022年1月8日，中共官方统计在中国大陆的病例共有22,102例，但没有一例死亡报告。
卡尔霍恩指出，如果按照武汉2020年初的死亡率5.7%来计算，那么会有约1200人死亡；如果按照香港目前的比率1.6%来计算，那么会有约350人死亡。但是22,102个病例出现零死亡，这在医学和统计学上都是不可信的。
那么如何解释这个异常呢？卡尔霍恩认为，最可能的，也是唯一的解释就是政治因素，即“北京下令将死亡率降至0.0%，于是它就实现了。医疗和地方官员齐心协力，书面宣布实现了‘清零’，这与事实无关。”
他写道：“中共政府的官方数字惊现出操纵。”
病死率过高：毒性太强还是少报病例？
卡尔霍恩指出，在中共官方的数据中，还有一个异常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中共病毒病死率（CFR：case fatality rate）太高了。
根据维基百科，病死率是指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疾病并最终死于该疾病的人的比例，通常以百分比表示。死亡率是衡量整个人口中相对死亡人数的指标。相比之下，病死率仅仅是诊断病例数中的死亡人数，与总人口无关。
就算自2020年4月以来，中国没有因中共病毒而死亡的案例，但自2020年1月至今，中国的总体病死率仍然远高于其它任何国家，达到4.27%，美国为1.44%。如果仅以2020年第一季度来看，该数字更反常，所有中共病毒感染者中有7.7%的人死亡。
卡尔霍恩认为，这一反常数据可以有两种解读：中共病毒最初在武汉的毒性特别强，以惊人的速度置人于死地，然后突然变得非常温和，没有造成新的死亡；或者该指标出现错误，分母太小，即病例被少报。
沉重代价：中国超额死亡约95万人？
卡尔霍恩表示，因各种原因，政府提供的疫情数据可能并不完整或准确，但有一个指标可以估计因疫情带来的死亡人数，这个指标就是超额死亡数。据联合国的定义，超额死亡数就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内观察到的死亡总数与在没有大流行的情况下预期的死亡总数之间的差异。该指标包括了直接因中共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也包括了受疫情影响而产生的间接死亡人数。
当然，中共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数据让卡尔霍恩做分析。
卡尔霍恩通过其它途径找到了相关信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的原始死亡率自2019年来大幅跃升。到2021年，“高于趋势线”的死亡人数累计大约有950,000人。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额外的近100万中国人死亡呢？是否可以归因于中共病毒呢？卡尔霍恩表示，这一反常现象需要某种解释。
他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不幸的可能是，为了迎合中共领导层所要的‘清零’主张，（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系统的数字压制和伪造运动。”
他表示，这种强迫“事实”与目标数字相吻合的心态在中国已有一段历史。他提到，在2010年，一位著名的美国投资者在谈到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时就表示：“在中国，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数字。在几乎所有的各级政府中都可以因为创造了数字而获得奖励……。你不想丢面子，而且制造那个数字对你在中共党内和你所在地方的党内提升至关重要。”
卡尔霍恩总结指出，面对疫情，中共的这种心态没有变，“清零”一旦被宣布为目标，它就会动员国家机器（医疗、政府、军队）来“清零”。
但“这并不意味着成本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