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火车上小心，到了武汉给我电话。”
父亲站在春运的绿皮车厢外，车门像一个巨大的鼻孔，把黏稠的人群吸进去。
衰败的县城火车站有如一道布景，映衬出父亲起于青萍之末的衰老。
他从肩上把沉重的行李从窗口递给我，“响两声就行了，我给你打过去。”
我大学毕业之后的半年，工作和读书都没有着落。在河南老家过了一个愁云惨淡的春节之后，我给一位平素待我不薄的大学老师打电话，问问有没有可能在他的研究所谋一个秘书之类的职位，他答应试试看。带着决绝的信念，我收拾好行装，打算从此闯荡世界，把这个令我纠结的家庭抛在脑后。
现在回想起那段曾经令我压抑、愤怒的青涩时光，竟有一丝无关痛痒的恍惚。想要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居然如此艰难。而当时父母的阴郁和亲戚的奚落，让一个二十出头、满脑子被形而上的问题填满的小青年觉得有如世界末日，不鱼死网破不足以明志。所有问题的核心，现在看来，无非是一个80后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不被父母承认而已。
我到武汉上大学的1998年，一些人文书店还能看到1980年代“文化热”之后的出版遗骸，比如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美学四讲》，王小波的小说，海德格尔等等。对于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思想教育”满腹狐疑的文科生来说，这些东西远比大学课堂里的“九五规划教材”有意思得多，而当时流行的哈耶克，简直让我陡然觉得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带着青春期的叛逆，我像上足了发条一样和这个世界较劲。经常像个哲人一样，抽着一块钱三根买来的“白云”，皱着眉头在宿舍楼顶平台俯瞰着脚下芸芸众生。我由衷地鄙夷那些中规中矩，英语和法学理论都能考98分的同学，以谈论科斯、布迪厄等生僻的学术大师为能事，以“三农问题”、“左右之争”为挂怀。
1999年之后，大学扩招，学费陡涨，身边那些“98分同学”也渐成异类，很多人谋划着做点生意，或者准备出国，我这样不务正业的学生就更加边缘。
每个学年的寒暑假，是我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只有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朝夕相处，彼此口诛笔伐。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水火不容，一言不合我就摔门而去。我像个愣头青一样冲决家庭的罗网，认为个体意识的成长一定伴随着精神上的“弑父”，而父亲完全是专制主义的金牌代言人。我捧着《拯救与逍遥》之类的书，幻想着自己像舍斯托夫一样去撞那道无形的墙。
在我眼里，父亲无法容忍任何异端，连我的发型、服饰都要无端指责，更不要说我那夜读昼伏的作息时间以及各种奇谈怪论。而大学毕业之后的考研失利、工作无着，更被他看作是我多年来“懒惰、不务正业”种下的恶果。
至于我那段时间灰色的心情和郁结，父亲好像根本就未加留意，我被这种十分功利的“唯目的论”伤透了心。我像个激进的左翼文人一样，认为“家”是一切专制和不平等的渊薮，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充满了丛林法则，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我在潮水般南下打工的兄弟姐妹们的缝隙中挤上火车，数九寒天出了一身大汗。身边染黄头发的小妹正连拖带拽把没挤上车的同伴从窗口拉进来，交错中看到父亲闪烁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嘴唇，我低下头不去看他。
火车开动了，黄发小妹和同伴大声和窗外亲友挥手告别，站台渐行渐远。父亲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条毛巾，抽打混乱中蹭在衣服上的灰尘，接着是鞋子。我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眼圈有点胀。
二
我家祖上是地主，其实也仅比贫穷人家多了几亩薄田，并无雇工，但也算是耕读传家。祖父兄弟几个都上过私塾，祖父写一手好毛笔字，多年后我在老家的后墙上看到他几十年前写的村名，颇有颜氏风骨；五爷善国画，幼时见过他的虎啸山林图，呼之欲出，令我惊骇。
父亲出生于1950年代，兄妹五个。父亲年幼时，祖父作为地主已经被打倒，整日批斗，加上祖母去世早，无人看管，常年在惊恐不安中度日，很早就开始了少年樵夫生涯，捡柴到集市卖，编草帽、藤筐换点盐，据伯父讲，还常遭村中恶童追打。
父亲很少向我提及这段历史，我只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读到一节，说有天晚上卖柴回家，祖父刚结束一天的批斗，耳根处不知被谁刺了一刀，鲜血淋淋，兄弟姊妹不敢多言，低头默默吃饭。我懂事后，似乎听母亲提起过当年殴打祖父的凶手，父亲回报的还是默默。
小学毕业后，村革委会主任拒绝让父亲升初中，挨了一年还复如此。大姑带着腼腆的父亲到主任那里求情，当时的忍辱负重、低声下气已无法追述，可以想象从小的生活经历，给生性懦弱的父亲造成怎样的烙印。
费尽周折读完中学后，父亲当然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在一所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暮鼓晨钟，如履薄冰。我认识几个父亲当年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我描述当年的父亲是如何勤勉，如何五更即起夤夜不眠，一心扑在教学第一线。我猜想，父亲应该是竭力赎掉出身带给他的原罪。
进入1980年代，随着我的降生和生活的渐趋平稳，父亲开始写作，给一些报刊当通讯员。大约1984年前后，父亲的一篇通讯作品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还在思想道德教材中学到这篇作品。这次获奖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当年30岁左右的他被拔擢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此步入仕途。
我上初中时，父亲到乡镇当党委书记锻炼。我老家在黄河故道，有治水的传统。那年春天，黄土地刚刚解冻，父亲带领全乡的青壮年劳动力疏浚河道，身先士卒，不舍昼夜地赶工，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父亲天性善良，1990年代，我曾跟他下乡，田间地头，随处和老农攀谈，绝无一点“干部”的架子，但各种摊派收不上来，乡财政自然吃紧，下属多有怨言。于上级，他也不予打点，像一个农民，宁愿把余粮给儿女吃了，也不愿进行一种投入产出式的官场博弈。
对他而言，最大的成就，就是看着他的产品——我，能好学上进，出人头地，突破他因为出身带来的局限。而当时的我，说来惭愧，正在各种港片的刺激下，过着一种牯岭街少年般的生活，和一帮不良少年啸聚街头，在校园内横冲直撞。
好几年前，我在一篇写父亲的文章里说，父亲以一种清教徒式的禁欲苦行，和近乎自虐的奋斗理念，走过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现在看来，似乎还不仅是这样。
人是时代的儿子。
他由衷地认同现在的时代，却从未想过记恨过往。一些时代的弊病，他当然看在眼里，却以清者自清的姿态置身事外。也就是说，他自动过滤掉了三十年来的另一种无序，而把艰苦奋斗当作最高的人生准则。
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他以没有上大学为憾（1980年代上了一个大专），便在四十多岁时自修了一个成人自考本科。考试前的数月，他每天5点多起床温习功课。我告诉他自考监考很松，他不以为然，非要亲力亲为考出将近满分的成绩。
他半生清廉自守，却也无缘青云直上，最后在1990年代末一次全省公开招聘中，考到异地为官，并以此证明“这个时代还是相信真才实学的”。
我们举家迁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父亲像头老牛一样躬耕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报答这个时代给他的另一份恩情。我第一次踏进那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和父母布置简陋的居所时，酸楚无端。他们和千百万被时代挟裹着涌往各地的打工者一样，自食其力、朴实勤劳，却又无法改变冥冥之中的宿命。
三
几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父母把人事不省的我拖回家中治疗。转了几次院后，我的肚子像个吹足了气的气球，一戳就爆，身上插了三根输液管。主治医生说再观察一会儿，不行就开刀。我听他在门外和父亲耳语，好像是说你这孩子要是熬不过今晚的话，说不准就完蛋了。
说完又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要坚强一点，以后还有大好的前途云云，让我感觉像在安慰一个要枪决的犯人。父亲愁眉苦脸地蹲在病房门口抽烟，我虚弱地央求他别抽了，呛得慌。他像扔掉一团火一样把烟甩了，狠狠踩熄，我从未见他动作如此利索过。
他双手撑在床边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睛由于几天不睡而充斥着血丝，胡茬像冬天的残草般布满又黄又黑的脸。在那个无边的黑夜，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家族血脉的绵延，自己身上承载着父亲毕生的重托。
命运兜兜转转。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考进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到“体制内”就业、成家，一切显得顺风顺水。少年时的种种乖张也似乎渐渐消退，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好像变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似客套的东西。
父亲已经习惯抽烟时给我一根，我也习惯了父亲打电话问完我的近况后，貌似不经意地提起某个亲戚朋友遇到的麻烦，问我“能不能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下”。
我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家庭的束缚，进入到一片广阔的天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大城市带给我的，却是另一种撕扯。
在这个急速现代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块化石，层层迭迭，积淀了太多变迁。想想父母的背井离乡，和自己十多年来的漂泊，常常让我不知身在何处，又去往何方。社会学家说，这是一个无根的现代性，我却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无根感。弗洛伊德教会了我们“弑父情结”，时代也不断地“弑父”，问题是，“弑父”之后怎么办？
所以，我常想起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担”。我们如何背负这因袭的重担，又如何肩住黑暗的闸门？
想起当年姜文导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上映时，我读到一个朋友的影评，“爸爸的爸爸死了，儿子的儿子生了。一辈子接着一辈子，总有枪声响起，也总会有安息。家族的理想，和族群的理想一样，都经过死亡，也经过新生”。
转眼间，我也身为人父。深夜不寐时，我也会想，我会不会因袭父亲“严于律己，亦严于律人”的苛刻？会不会像父亲要求自己一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我命运的局限，为了一个缥缈的人生理想，忍受挣扎的少年时光？
我和这代人一起见证了父权的衰落，父亲的背影从高大走向衰老，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时代的宿命。而我要做的，只是肩住自己的闸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