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前资深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爆料，村里还有一名女子境遇比8孩母更为悲惨，被长期用铁链锁着，已不能行走。（视频截图）
“徐州锁链八孩母亲”杨某侠非人境遇的“奇闻”，引爆全球舆论。联想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李子柒”，有网友称之为“徐子八”。其实，也可称为“徐子扒”：扒开了铁幕掩盖下的“中国现实”的冰山一角。联想到元旦西安孕妇就医被拒致使八月胎儿死于腹中、从鲁赴京打工寻子父亲岳某成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河北邢台“坚强男孩”刘学州在三亚因吞药自杀而亡、湘西女教师李田田因仗义执言而被迫在小年后拖着半年身孕外出逃难，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悲剧，网上评论如潮。有的惊呼大陆民众似“盛世蝼蚁”，有的哀叹红朝“党恶民劣”。本文只想指出一点，这都是无神论闹的鬼，无神论就是教人轻生自贱互害。
对生命的鄙视，马克思的一个比喻尤为露骨：“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地124页）这个比喻（有人说这是援引的亚当斯密的话）的危害影响很大，流毒甚广。
这儿，马克思先在基本概念上打了马虎眼。“哲学家”，古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不叫“哲学家”，而叫“哲人”，通常称之为“圣哲”、“先哲”，或“贤哲”，即“觉者”，并非普通人。严格说来，“搬运夫”，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大不敬。而近、现代的“哲学家”，只是个所谓的“理论工作者”，靠哲学混饭吃的（套用马克思的说法，拿“哲学”当“谋生手段”），不乏理论骗子、政治流氓（中共自己就在其内部“揪出”、打倒不少），即人渣。如此看来，“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其实至少包括以下两种六类：
一系人神之间的差别：①圣哲（大德之士）与普通人（包括所有的“搬运夫”）之间的差别；②普通人（包括优秀的和普通的“哲学家”）与（“搬运夫”中的）③大隐之士的差别。
二系圣哲与圣贤之间的差别：④大德之士与大隐之士的差别。
三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⑤普通人之间的差别：一般（包括优秀的和普通的）“哲学家”与一般（包括优秀的和普通的）“搬运夫”之间的差别；⑥一般“哲学家”与人渣“搬运夫”之间的差别；人渣“哲学家”与一般“搬运夫”之间的差别。
将这么多差别混为一谈，干什么？蒙。
字面上，比喻回避了背后决定“社会分工”的因素，似乎只是比喻说，人的才能主要由社会分工决定，源于后天的实践。但却隐含了“排神”的前提，还俨若“不言而喻”，而“道德”则似乎“不值一提”。这正是其阴毒之处。为揭穿它，不妨从几个侧面提出质疑：
家犬与猎犬，差别何方面？
哲人搬运夫，悬殊在何处？
区分两差别，有无一尺度？
有是哪一个，无则意在何？
社会怎分工，又是谁决定？
马克思断言：
“家犬与猎犬的差别”是一种“自然分工”，属于天生的差异。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即天赋的差别。“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即社会分工造成的。
但是，“社会分工”本身，又是谁造成的呢？在这里，马克思就把老天爷排除在外了，说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而其所谓“生产力”同样是以排神为前提的。在其所谓“生产力的诸要素”中，是不包括阳光、空气、气候、环境等最基本的“免费”先决条件的。而离开这些，“生”都“生”不了，“产”又从何谈起？可是，共产党却大谈特谈，还谈的理直气壮似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什么？因为是在无神论的“庐山中”忽悠，把人引入了无神论的五里雾里了。其实，如果没有神给创设的人类生活环境，人根本生存不了；而人自身的生产能力本身（包括每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方式和发展水平），“社会分工”本身（包括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工方式，以至每个人的社会分工角色），都是神安排的。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家犬和猎犬的差别”，马克思讲的，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显然属于两个“模糊数学”范畴。忽悠嘛，这种概念好使。可是，如果真的搞模糊数学，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要将两种“差别”相比较，“模糊数学”也是讲“可比性的”。这里，马克思是在打马虎眼，并没有真的搞“模糊数学”。想想看，“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在哪里？显然，在德才两个方面。“家犬和猎犬的差别”呢，无非指能力。那么，别的不说，可比吗？不可比。为什么？硬拿不可比的两个“差距”对比呢？把道德“忽略不计”呢？其实，不是“忽略不计”，而是刻意摈弃（道德）。
这些，并非其危害的全部。因为其终极目的，在于毁灭人类。为此，它通过排神、败德，教人类跟着它走向自我毁灭。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就是让人不信报应，不计后果，轻生、自贱，互相作践，什么坏事都敢干。中共控制社会的基本思路，包括灭绝人性的防疫措施，盖源于此。
诚然，两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可比之处？何处？按佛家讲，在六道轮回中所带的德和业力。此属另题，不再展开。但是无神论就连这个也是有意掩盖和抹杀的，这一点它也是不含糊的。
弄清楚这个，上述几个新闻热点的“关节”也就清楚了：
“徐子八”开始讲的是一个“温馨的故事”，为的是掩盖“拐卖人口”和暴虐、乱伦之丑恶，但中共什么都打“超限战”，“掩盖”超限为粉饰，罪恶美化成“功绩”（共产党党史上的所谓“功绩”其实都是罪恶），因为这是维稳的需要，在党末尤其是“压倒一切”的需要。西安孕妇核酸检测结果过期超了四小时，是医院拒医的“理由”，因为那是“政府压倒一切的规定”。警察拒绝查询岳某儿子失踪信息，而对其染疫“流调”却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无死角，因为这“压倒一切的维稳任务”。原邢台南宫双语学校学生会主席，石家庄法商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坚强男孩”刘学州，曾准备毕业后参加高考，直到2021年12月14日前发布奋发向上的视频，残酷现实的压力超过了这个孩子的承受极限，因为社会和家庭给他的内外压力，是从顶层“不惜一切代价”而“压倒一切”的维稳大山传导下来的。热爱家乡和孩子的李田田小年后外出逃难，是由于给当地政府和亲友“惹了麻烦”，而那些“麻烦”其实是“压倒一切”的维稳所生造出来的。可见，万恶之源在于维稳，在于党的生存和执政需要。而党的生存方式，就是附体人类吸血。党的执政需要，就是人们在颤栗中屈从，接受当的改造，乖乖地被党改造成“非人”。
其实，这些不过是镇压法轮功的延伸。当初，包括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内，都以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因为不了解情况，盲目蛮干。其实不是，那时中共中央七个常委的家属都练上了法轮功，起初六个常委都不同意镇压。而因有小人进谗言说，“都听李大师的，谁还听你江总书记的呀”，妒火中烧的江泽民就更害怕了，于是就一意孤行，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并说，动法轮功不会出问题，因为他们讲“真、善、忍”，还可以由此取得经验，再行推广。法轮功讲“真、善、忍”，净化身心，引领道德回升，社会风气好转，给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这是乔石曾与一批老干部深入调查后所做的结论，中共媒体也曾做过不少正面报道。可是，即使如此，即使给它带来了好处，中共也容不下。因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做好人的人太多了。共产党就怕好人多，因为它的本质是“假、恶、斗”，跟普世价值“真、善、忍”水火不容。它不但不叫人做好人，而是要把人改造成无德无才、无恶不作的脑残“非人”——让神没法再救的人。
因此，在滥抓法轮功学员的时候，派出所、拘留所、劳教所、监狱装不下，为了给腾地方，放了大批包括拐卖人口在内的罪犯。它就是要把人间变为“魔鬼的天堂，好人的地狱”。
马克思用这一比喻，还开了一个“向下比”——引人举止行为低下的恶劣先例。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拟人”，但与动物比，褒义或中性的，通常都拿某动物“有益于人类的本能”作比，如蜜蜂酿蜜、春蚕吐丝等。贬义的，大同小异。而马克思，是直接在人与动物之间划等号，是直接埋汰人，糟蹋人。这是无神论的题中本有之义。神都亵渎，神的子民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说，无神论实质是叫人自己糟践自己。
当今红朝，这种“向下比”的表达方式相当流行，并已形成自然：“我要是邓小平，我六四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习近平，我也这样强制防疫”，“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因为这样示意认同中共政策，很安全。“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智晟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决不应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啊，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么？”（《解体党文化》之四）都知道李田田是对的，但很多人都回避“对不对”、“该不该”的问题，而只讲对党文化恶劣环境“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中共这个妖魔，就是这样一步步引领人们堕落的。
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倒骑电单车的一妇女后，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他的车牌号，回到车里取出匕首，将该女杀死。药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徐子扒”是中共牛皮吹破了的结果，是它当作“中国故事”讲出来之后，“中国拐卖人口和暴虐无道、乱伦现实”的口子被“意外”扒开的。看来，这个口子会越扒越大的。这本身就是报应。显然，开头列举的几件事也都表明，红朝末日，虎年开门大凶。往后，恐怕这种败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烈。中共确实来日无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