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９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这一天离她被拐差１０天就整６年了。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６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６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２０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２０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１００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６年的回家路只有４３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６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６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６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１·５４米降到了１·５２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６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
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人说。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２６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
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
每当说起６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小丫为化名。）
电影《盲山》里，被拐卖的女大学生白雪梅九死一生，想尽所有办法，最终也没能逃出像地狱一样困住她的大山。
一个女大学生活生生被卖到深山，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为何她就是逃不出来。人们的眼睛都干什么去了？法律的威严何在？人性的良知何在？
难道人们的眼睛真成“亡目”了吗？
不是白雪梅没有智慧，而是中国落后农村宗族群体性犯罪像大山一样阻断了她逃跑的路。囚禁白雪梅的不是那一个家而是那一个村，同样，囚禁北京张小丫的除了田志宾还有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囚禁云南小花梅的除了董某民还有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集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