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持续延烧，民间舆论终于让官方有所回应。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但这是否能平息网民对官方的质疑和不满？中国法律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是否责罚过轻？
徐州市当局针对八孩母亲案件发布四次通报，仍不能让民众信服，民间舆论持续延烧。中国央视新闻17日发布消息称，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官方消极民间不满
外界分析，官方对此事件的处理已经升级，但还没有到中央政府层级。不过，徐州官方先前针对此事“四种通报却有四种说法”，引起民间质疑，江苏省委省政府是否能平息网民的不满？长期关注人权的浙江温州城市大学退休法学副教授蔡钒认为，徐州官方处理方式起先是“漫不经心”，背后也可能有相关利益牵连。
她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那个证据搞不好会影响到上面的（官员），下面的事情发生以后，你不追究，上面的领导肯定也有责任，你没对这些事情做出及时处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蔡钒认为，若由人大常委会等中央政府层级展开调查，结果或许更为信服。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的一百名校友向中国最高当局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央政府和国务院立即对事件展开调查；北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浙江大学的在校生，也发出相同的呼吁，不过公开信在网上遭到删除。
徐州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在2月10日发出的第四份通报中，首次承认事件涉及拐卖行为，通报写道，八孩母亲、罹患精神疾病的杨姓女子，经DNA检验比对后认定是来自云南省福贡县的“小花梅”，而八孩父亲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另外两人涉嫌拐卖妇女罪。
但是，蔡钒却认为如此的罪名太过单一，事件中可能存在其他的违法情况。她愤慨地说，除了非法拘禁罪，八孩父亲与收买妇女罪、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罪、虐待罪都脱不了关系：“他觉得我花钱买的，你就是我的人，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蔡钒推测许多收买被拐妇女的男性想法，“很可能说他（董某民）涉及的不仅仅是官方所报导的内容，否则为什么搞成了非法拘禁罪？”
湖南岳阳网民呼吁彻查江苏丰县锁链女案（网民提供）
中国妇女不如熊猫鹦鹉？
除了官方的消极态度和可能的利益关系引发舆论不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罚则是否过低，也引发相关专家及学者探讨。现行刑法中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基准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刑法中仅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许多法界学者表示，该刑罚过轻不利于打击拐卖妇女犯罪，呼吁修改刑法，大幅提升“买方”法定刑的声音，已经在互联网上形成一股浪潮。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的讲课视频近日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罗翔在视频中说，收买一名女子最重只判三年，过去甚至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导致买人没有什么风险，“买只熊猫都不只三年......买只熊猫至少十年以上，不要说买只熊猫了，我买两只鹦鹉都要判五年以上，买一个女人还不足两只鹦鹉，这个又是太不公平了。”
而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告诉本台，许多拐卖、收买妇女的问题出在实际执法层面，法院判决可能导致执法过轻，或是许多事件归因于公安或检察院渎职，导致拐卖妇女现象更加猖獗。
滕彪：“仅仅修改立法、加重刑罚是远远不够的，要找出犯罪真正的原因，从人口方面、从执法层面，包括腐败、对于女性歧视的观念等等，这是有综合的原因的……主要还是政府的治理管理方面，权力的滥用和政府的不作为，这方面更关键、更需要改善。”
滕彪说，部分社会舆论认为加重刑罚能有效降低犯罪，但他认为这样并没有办法从根本层面解决拐卖、收买被拐妇女的行为，只有全面检讨公权力滥用或姑息，纠正腐败观念及进行正确教育，才是根本的办法。
而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车浩近日也发表文章指出，收买被拐妇女罪的收买行为本身，的确只有最高三年的基本刑罚，但是，收买之后极高概率甚至是必然伴随实施的各种行为，譬如包括非法拘禁、强奸等罪刑，都是重罪。因此，要全面评价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不能仅片面地评价成一个轻罪，而要依据相关法律条款综合评价进行重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