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豪赌彻底输了，这一点已毫无疑义。但是，我们正在亲历的这场划时代的大戏将以什么方式收场、更重要的是，将以多大的生命代价收场，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普京宣示他会动用核武之后，所有人都想到的问题就是，他真有可能按下那个电钮吗？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会做什么选择，是加大核战风险，还是相反？十分关键。
如果没有普京与习近平的“特殊伙伴关系”，我相信普京不大可能做如此冒险的豪赌，是习近平给了普京最重要的筹码，也就是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来帮助普京对抗西方必将升级的经济制裁。因此，无论中共如何解释，都不可能改变习近平是普京战争罪行的共犯这个全球共识。习近平与普京的“特殊伙伴关系”远远超出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贯使用的地缘政治均衡这个传统框架的解释范围，而涉及到了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解释框架，即从历史和人性的本质来理解当前乌克兰危机。
用这个框架理解当下危机，一个线索就是理解普京和习近平的“特殊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同病相连（怜）”。两人都因“社会主义阵营”顷刻崩塌而在冷战结束后急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获得政治机会，更是意想不到地获得堪比帝王的绝对权力。他们虽非天生邪恶，但德不配位和才学不足的问题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他们此前的阅历不可能让他们对权力的春药产生任何抗药性。这虽然在历史上不罕见，但时代环境却完全不同了。像历史上突然获得绝对权力的君主那样，普京和习近平都在权力春药的作用下，越来越虚妄、偏执，想通过“不世之功”为自己的权位“正名”，也为自己不择手段保权位做正当性辩护。但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他们的不义和罪行逃不掉众目睽睽，普京和习近平都知道这一点，除了学希特勒的“心术”，他们还有一样希特勒没有的东西，就是核武器。
普京和习近平都看到了自己所作所为难逃被正义审判的历史后果，习近平大呼“我将无我”，普京则大肆敛财，满足贪欲。两人庆幸的是，都掌握了终极的威慑手段，料定西方不敢来犯；只要对国内反抗镇压得法，就有机会不断延长独裁统治。普京和习近平核威慑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让西方文明自欺欺人的绥靖外交容易占上风，瓦解了民主阵营的团结和斗志。主张绥靖的人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普京和习近平若失去理性，就会被理性的新人取代。这个假设不仅缺乏根据，也桎梏了反极权、反专制的想像力。
我对尤瓦尔.赫拉利的理解是，仅用理性人假设来对付独裁者，很可能是错的，因而是危险的。普京和习近平的“特殊伙伴关系”给世界带来了真实的核战危险，但这个伙伴关系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产物。普京是狼一样的对手，而习近平则是队友，在“红二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哥儿们义气”支持下，普京的豪赌大败，对全球安全带来极大挑战，也带来巨大的历史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