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3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校园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aul Adams撰文／李路明编译
美国最高法院将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两起诉讼案进行听证，这两起案件对大学执行基于种族的平权法案提出质疑。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要求法院裁定，高等教育机构不能将种族作为录取因素。
现在是否就像非洲裔美国学者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所争论的，是时候结束基于种族的平权法案了呢？相比其它跨种族类别的障碍——比如阶级，精英学校在招生过程中，是否应该考虑其它的障碍？还是应该根据学生的成就而不考虑种族来决定接受或拒绝申请？校友子女的传承录取情况又如何？
有一个问题被讨论的较少，而这个问题也是我想在这里强调的，那就是精英学校的招生政策如何影响孩子和家庭的生活。
歧视某些学生（比如亚裔学生）而偏袒其他学生（比如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选择性录取过程，就是教育机构如何塑造和组建家庭的一个例子。
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将家庭视为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从这种观点看，家是反抗专业官僚国家统治的堡垒，家也抵御着激进派从各个层面管控我们生活点滴的障碍。英文谚语说，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
但正如马特‧菲尼（Matt Feeney）2016年在《纽约客》发表的关于大学录取过程的“有害影响”那篇文章所阐述的，寻求控制社会的不仅仅是国家。菲尼在他精彩的新书中扩展了这一论点，即有其它力量正在限制家庭的自主权并影响家庭对时间的安排。虽然国家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但面对其它承诺为孩子们带来更好未来的外部力量：享有盛誉的幼儿园、“教育”技术、青年体育联盟、众多丰富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大学，父母们越发心甘情愿地让家庭的内部生活被其殖民控制。正如菲尼所揭示的，这些对家庭实行殖民统治的力量，来自于非国家机构。
争强好胜的父母
那些为确保孩子拥有最好的未来而相互竞争的父母们，会服从于这些机构。菲尼认为，结果就是“那些支配外部世界的不人道的、工具性的规则，现在也殖民着家庭的内部生活，改变了我们对家庭生活内在目的独到见解。美国的教育机构正在兴起并发展壮大，以管理家庭间的竞争。”
这是怎么发生的？
由于申请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顶级大学的招生名额，因此招生办公室对学校和家庭的控制权增加了。随着录取率的下降，学生要申请更多的大学。学校辅导员、家长和专业的大学招生顾问仔细研究大学指南、排名、标准和有关材料，以识别大学对成功申请者的要求。对于招生官在申请者的论文或简历中到底在寻找什么，招生部门试图作出解释从而减轻父母对此的焦虑。
这么做的目的是告知和安抚，但随着过程变得更加主观和整体化，效果却往往让每个人都更焦虑。家长和学生现在被告知，大学招生部门不希望看到一份填满了服务于委员会或活动的简历，而是一份能展示学生“真实声音”的申请。为满足这些期望，家长和学校投入彼此间的竞争。
大学作为掌控者
大学通过招生来塑造将入学的学生。到底是招收“全面”的通才，还是最近那些“单科天才”学生，或是对某个领域充满热忱的专家？为了找到合适的学生，在学术成就和能力（SAT、ACT、平均绩点）的客观或标准化衡量标准以及更主观的衡量标准之间，大学一直摇摆不定。
哈佛招生政策平权法案的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效果，是减少亚裔学生的数量（正如现在SFFA所指）。据《纽约时报》报导，在诉讼案中，哈佛据称“通过使用主观标准来衡量学生的可爱、勇气和善良等特征，并在招生中有效地为他们设置了上限，从而对亚裔美国学生进行歧视”。
在强调性格特征和对道德特征的主观评估时，招生办公室不仅为大学招收“合适的”学生，而且大学自身也在推动学校和家长朝着其想要的方向进发。学生安排自己的生活时，围绕的是如何展示那些招生过程中寻找的内容——某些性格特征，无论是某种全面的兴趣和领导能力，还是对专业的热情，或是改变世界的承诺（朝着正确方向）。他们通常在顾问或家长的帮助下精心打造申请书，去满足对应的框框，同时尽可能使结果看起来像反映其灵魂的“真实”窗口。
2015年，大学入学联盟制定了新的申请流程。众所周知，大学入学联盟由大约150所学院和大学组成，其中既有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它推动学生提早进入申请程序——在九年级便开始，而不是在高中三年级结束时才申请。
该联盟所使用的测量工具，鼓励高中生在其亲自指导下发展和记录内心生活，以迎来招生官为其敞开心扉的那一刻。这些招生官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学生，而是拥有极大权力的管理者，他们可以来塑造和评判申请者的灵魂和道德。
相比SAT或ACT等标准化考试，软性的和主观性的标准现在更受青睐。但其不仅缺乏与大学生日后取得成功的明显关系，而且还增加了招生办公室对学生和家庭生活的影响力。对于那些考试成绩不能凸显其才能的高中生，软性的和主观性的标准限制了他们的机会。这些学生在探索和发展“真实的自我”时，可能在非学术领域追求自己的兴趣。他们可能只在高中三年级时才会认真对待学术课业。
正如菲尼所说，放弃SAT和ACT考试的更普遍的代价是“⋯⋯这样将抬升招生办公室现在强调的软性措施的重要性，对在学术上毫无意义的人格和性格特征进行的评估，变成了对影响和规定这些特征的纠正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招生界中许多人反对‘标准化’考试的原因。这是招生办公室通过为自己收集更多权力来处理这个过程所产生的麻烦的另一个例子。对于申请者及其家人，这种做法使申请过程更加复杂和具有侵入性，也更加紧张和神秘。”
家庭时光
家庭可能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但它远非一个自治机构，家是一个将外界竞争压力隔绝开的避风港。
大学招生对家庭的塑造最为明显之处，体现在从家庭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被大学录取的过程中。对于渴望让孩子进入一流精英大学的富裕家庭，这种影响最为明显。
2008年的纪录片《幼儿园大学》讲述了曼哈顿几位富裕的家长努力让他们的孩子被录取的故事。在这里，孩子不是要去上大学，而是上精英学前班。这些家长认为，此举可以提高他们2岁的孩子在16年后被哈佛、耶鲁或其它一些享有盛誉的大学录取的机会。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口齿伶俐、现在知道如何谄媚的父母，在申请的过程中卑躬屈膝，就像在模仿申请大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被评估的是父母，他们被提问并撰写申请论文。
有些父母认为，一所好的幼儿园是“让孩子进入你所选择大学的第一步”，一位幼儿园的管理者嘲笑这种想法是疯狂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明显难以区分的想法，即“如果你的孩子得到了非常好的幼儿园教育，那他们就相对有优势。”
菲尼的叙述展示了家庭生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故事——在孩子上学的年份中（甚至是上学的日子里），父母如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来，但这一切却是在管理人员、教师和教练的控制下。无论是在校外或校内，学生的一天过得都更有条理。父母也受到控制，他们以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时间。在这个时代，当前或未来的学习没有明显价值，但给孩子和家长带来很多痛苦。孩子的父母们被学校招募为附属助手，在图书馆或食堂做“志愿者”，甚至监督小学生做家庭作业。音乐和体育对年轻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内在价值，为了让孩子可以取得在申请大学时值得一提的成就，父母需要在这两项活动中付出巨大的精力，开车送孩子去上课、排练、参加音乐会、训练或打比赛。
而大学录取是推动这些活动发展的主要动力。
作者简介：
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荣誉退休教授，曾任凯斯西储大学教授兼学术事务副院长。他是《社会正义不是你想像的那样》（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一书的合著者，并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福利政策和职业伦理道德的文章。
原文：Competing Parents and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