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经历开端。一个人必须要清晰而确切地预见到结局，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了的一种选择性关注。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一不小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何种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处于被围攻的‘皮奥里亚’之中。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他们必然会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03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
“皮奥里亚”（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近年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设想，常识会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总的智力水平。梁文道在文集《常识》的序里说，以“常识”为题，既是“归宗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因为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意蕴”。常识是对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虚的一帖清醒剂，常识破除假象，犹如天真的孩子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提倡常识，是因为“如今国人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还偏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解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理解的偶像和幻觉，这些皆偏离了常识的轨道”。还有的则认为可以用常识“坚守真实，只认死理和真相”，或是将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可以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另一类需要专业知识背景（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显然，人们对常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和政治作用已经开始有所积极思考。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在阶级斗争知识极为普及的“文革”期间，常识让普通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黑七类”和“颠覆破坏”。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人的常识与60年或70年以前中国人的常识比较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的常识里有了许多前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与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但更多的也许是前人会认为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一路走下来的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本文作者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当年荣登“网易公民阅读2011年度十大好书”之首)《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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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迈耶，德裔美国犹太人，身份复杂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二战时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这个问题吸引他在战后旅居德国，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这本极具影响的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访者。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伟大的和平庸的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精辟地写道：德国对纳粹主义的积极性很明显就是“小人物变疯了”。
本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