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最令世界震惊的事件不是长津湖战役，而是中共指控的“美军细菌战”，充足的证据显示，所谓“细菌战”，根本是子虚乌有。（《百年真相》提供）
“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它临到死亡的边缘，胆敢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消灭它消灭它消灭它！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一起动员一起动员！”
这是笔者五十年代初在大陆念初中时唱的一首歌，也是当时国人耳熟能详的流行曲。作曲者吕骥（1909-2002），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盖当局宣称美帝进行了“细菌战”，故需动员举国上下以至全球芸芸众生“消灭细菌战”。
相隔近七十载，日前微信上显示所谓揭秘资料，据云乃来自解密的苏联档案。内容除坚称南韩挑起韩战外，更指控“美帝国主义”1952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细菌战。如此翻历史的旧案，印证了鲁迅所言：“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因为前两年早已有人在网上为中共捏造“细菌战”的卑劣行径百般辩护也。
事缘2013年大陆《炎黄春秋》第11期，发表了前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的署名文章（1998年撰写），题为《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而曾因“六四”入狱的中共官员鲍彤先生6月8日在“自由亚洲”网站撰文，题为：《闯祸不认错是中共的传统——介绍志愿军总部卫生部长的一篇回忆》。该文详述吴之理所知道的韩战期间旧事，即中朝两国谴责美国进行大规模细菌战，但实际却是毫无证据的信口雌黄。
吴之理（1915.08~2008.08），安徽泾县茂林镇人。193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1932年转入国立上海医学院，1937年夏以优等成绩毕业到南京鼓楼医院实习。后至延安当医生。1955年被授以大校军衔，是著名的军事医学专家、卫生勤务学专家；其妻章央芬是医学教育家，夫妻俩均堪称内行。
吴在上述文章中回忆道：
当年党中央是确实（至少开始的时候）认为美军是进行了细菌战，我们动员了全军和全国，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反细菌战运动，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时臭名扫地，原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1952年末调任欧洲盟军司令，到达机场时，群众骂他是瘟神，一时下不了台。他说凭上帝之名发誓，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才让他走。
针对吴文，2008年、2010年及2020年，网上先后有三篇文章表示要坚持官方说法，继续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
我们不妨先看看《坚持唯物史观历史不容篡改——质疑<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作者豫民（见抗美援朝纪念馆网2020-4-5）。
文中称：
《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1期发表了一篇据称是原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同志的遗作——《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似乎给一些惯于替美国说话的人士打了一针强心剂，甚至有人以为朝鲜战争中美军曾实施细菌战这桩历史公案可以盖棺论定了。
作者就此斩钉截铁道：该文的真实性不能不使人怀疑。
他先征引2010年出炉的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文章，即《坚持唯物史观历史不容篡改——质疑<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之主要论点说：
此（吴）文末署写于1997年，当时最知情的洪学智尚健在——洪乃吴之理的顶头上司、志愿军副司令、后勤部司令员，为何那时不公开发表？如文中所言属实，就可与之当面对质，何故非等到洪逝世后才拿出来？
再者，1995年5月16日，洪第三次来丹东视察，对抗美援朝纪念馆整个陈列内容（包括《粉碎敌人细菌战》这一单元）认真细看，不时提出一些重要的具体修改意见。倘若真如《虚惊》所说，洪当年就已经在周总理面前承认对细菌战证物“作了手脚”，而且面聆总理指示，“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那么，洪就应该且有权提出撤掉该单元的陈列。可是，洪没有否定这段历史，让其照样对外公开展出。
洪视察后在有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军区主要领导及建馆指挥部、纪念馆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我对这这段历史全都了解，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细节我全都清楚。现在我还活着，有人不敢瞎说乱说；等我死了，有人就会胡说八道，胡编滥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历史，这是决不允许的！”
豫民说洪的话好像不幸而言中，《虚惊》在洪去世后竟然说他承认对细菌战证据“做了手脚”，这是对他党性的亵渎，人格的侮辱，声誉的损害。
毫无疑问，洪学智（1913-2-2-2006-11-20）确是“美帝发动‘细菌战’”一事的最知情者。不过，作为一个将“党性”置于最高地位的中共高层官员，他也往往是只能屈从于“伟光正”的利益，睁着眼睛说瞎话。
关于这一点，读者诸君可以看看电视连续剧《上将洪学智》。该剧着力塑造洪“三落四起”，“顾全大局，牺牲小我”的“光辉形象”——三次蒙冤被贬甚至在延安判刑坐牢，却始终无怨无悔地追随毛。如此愚忠也实在使人慨叹！
其中第一次“落”源于长征途中张国焘与毛争当“一哥”，结果抵延安后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批军长、师长遭整肃。洪身陷囹圄八个月。毛亲自去班房探望，并将一条棉线穿入缝纫针，然后递给洪说：（待刑满）你自己把肩上的红领章缝回去吧！期间上头劝说洪妻与之离婚，幸得其妻笃信夫君无罪，家庭得以保全。
第二次是1959年夏庐山会议，某与会战友到洪居住之宾馆劝其揭批彭，并告知彭曾云抗美援朝得胜靠两个“麻子”（指高岗和洪保障了后勤供应），洪坦然说道：没错。卒在会上一言不发。翌年被贬至吉林农机厅当厅长。
第三次是1966年文革，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批斗，1970年逐出省城居所，只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2年经毛、周过问，解除劳改。1974年调任吉林石油化工局局长。
毛死后，1977年洪调回京，获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上述三次“落魄”中，洪坚持直言如昔。但八十年代之后，晋身于庙堂前列，再次授衔上将；甚至高居全国政协副主席。时移世易，他再不能畅所欲言。韩战真相也只能缄口不言。
由此可见，豫民所问根本无需回答。或者用港人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人在江湖（党内），身不由己”也！其党性未受亵渎，说假话便是“党性”，林彪更一针见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至于“人格侮辱”，洪在劳改近8年中，已经领教透了，这回再次受辱也算不了什么。“声誉损害”则属自然而然，自食其果。
或者我们改用较为温和的字眼，称其为“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吧！
豫民的文章有所谓“进一步质疑”：
吴之理同志2008年逝世，为什么文章写成后11年间都不发表，而等到其去世5年后的2013年才发表？此时距细菌战发生已经60多年，不仅涉及的当事人毛、周、彭等早已逝世，就连黄克诚、邓华等均已去世，即使亲自发现美军投撒带菌媒介物的见证人，也罕有在世者。可以说，不仅《虚惊》所述“事实”的真伪，已“死无对证”，即使文章本身的可信度也无法与作者求证了。
该员实际上既质疑吴文所言之真伪，又质疑该文是否吴所撰。前者可以解密的苏联档案对照；后者可用吴文中内疚自责的部分作比较。无需赘述。吴文末尾语重心长，极富感情色彩：
“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也许我还是太天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如是这样倒罢了，如不是这样，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黄克诚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一开始你就表示了你对细菌战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尽到责任了。
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总有一天要说清，现在由我这不在职的知情的83岁的老人说出来比较合适。”
豫民尚有“其三”：《虚惊》对美军投撒物的描述轻描淡写，与当时见证人及文献记载严重不符。
细读吴文，可知《在朝鲜的各国记者报道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经过的联合声明》（1952年3月28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1952年3月31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的《关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撒布细菌罪行调查报告书》（1952年4月25日）等，其出炉乃中共、朝共、苏共三家联合炮制的结果，当然“对发现美军投撒细菌媒介物的过程都作了清晰准确的记述”。但这种无中生有，无论怎样巨细无遗，都不过是个“假”字。所谓“大家所熟知的《志愿军一日》”收录的战士陆树民等所亲见亲历内中有多少水分，也不难想像。此处大可从略。
其四，《虚惊》说：
1952年6-8月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图的苏联茹科夫院士，“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总理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当时，我国正派人在欧洲作反细菌战宣传，总理即下令撤回。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一些编书的人老要把美帝搞细菌战写进去。”
豫民认为：
这段话也不符合史实。我国政府、领导人并没有“不再提此事”，而是一直谴责、抨击美国细菌战行径。例如：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谈到抗美援朝战争说：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
毛讲话历来信口开河，天马行空。周恩来不可能阻止他胡说八道。他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只是56名委员中的一名！
关于解密的苏联档案，豫民写道：
吴文所指可能即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的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收集的12份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其主要内容是：
1953年4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向苏共中央提交一份备忘录称，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报告，是1952年3月苏联派到朝鲜的几位官员向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呈送的，指控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没有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支持朝鲜方面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朝鲜前，伪造疫区，伪造了被传染的人员，编织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证据。贝利亚认定，伊格纳季耶夫蓄意扣押了这些报告，使得苏联被误导而支持了中朝政府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做进一步调查。由此，苏共中央先后对拉佐瓦耶夫、伊格纳季耶夫等作出严厉处分；重新确定苏联政府关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官方立场，并将这一变化通知中国和朝鲜；而贝利亚则重新执掌国家安全部门的大权。
豫民继称：
然而认真分析这所谓“抄件”，其可信度却值得怀疑。我国学者齐德学、曲爱国、孟涛等，都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这些从俄国某学者个人手中辗转抄来的“手抄件”，并非原始文献，还是“摘抄”而不是全文照录，其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正式认可。甚至连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一批抄件时也专门指出，在正式的档案文献公布前，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将始终受到怀疑。
而且，贝利亚提供这“备忘录”之时，正值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刻。贝利亚的举动，使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贝利亚自己重掌安全部，但是20多天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又将贝利亚逮捕并处死，指责其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证、制造一系列所谓的“反党集团”冤案。伊格纳季耶夫则作为“遭受贝利亚迫害的人员”之一，被恢复了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因此这些“抄件”的真实性更值得怀疑。
如“抄件”所显示，1953年5月11日，苏联大使等向毛、周通报了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当面提交苏共中央信。毛接信后，将捏造细菌战责任推给志愿军总部，说什么：“指控美国的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满洲的中国志愿军总部的报告开始的，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豫民的辩解不堪一驳。苏方高层内斗，并不是把外交政策完全抛弃。所以就算是贝利亚心怀叵测，也不等于“备忘录”及有关文件全是捏造。说中方至今没得到这些文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借此否定其内容。
豫民之前，有齐德学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见《当代中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和曲爱国的《是美军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的“谎言”———关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斗争的历史考察》（见《军事历史》2008年第2期），论点论据大体已被豫民移植，此处不再逐一辩析。
鲍彤的文章简略回顾了当年的国际背景：
“1952年6月，美国是否进行细菌战的问题提上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议程。美国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得到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多数成员国赞成，但被苏联一票否决。
苏联随即实施反举措：叫‘世界和平理事会’进行调查。这是一个由苏联出资和支持的组织。是它，在7月间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和朝鲜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7月28日至8月1日进入朝鲜，听取朝方所作的霍乱死亡病例报告和鼠疫死亡病例报告；9月15日发表了一部五百页厚的黑皮书，肯定了中朝对美国提出的所谓‘进行细菌战’的指控。”
鲍彤接着说：
而吴之理先生文章披露的真相竟是：所谓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全无事实根据。而且无论在朝鲜还是中国东北，在1952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
这位志愿军卫生部长还披露：他自己两次受到批评。其中一次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批评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彭德怀甚至委托防疫队的副队长，给作者本人注射鼠疫菌让他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
文章还曝光：周恩来因此亲自问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
鲍彤先生文章指出：“这足以证明当时中朝两国对美军的所谓指控和所谓调查是弄虚作假的产物，证明中共高层对这种弄虚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领导从来没有因此而向美国道歉，向全世界承认错误，也没有因此教育自己的党员引以为戒痛改前非。这又是一个铁的史实。”
在“细菌战”这件事上面，中共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似乎还有点泱泱大国的风度。据俄罗斯有关的解密档案，1953年春，斯大林一命呜呼之后，新一届苏共领导层决定，立即结束韩战和“细菌战指控”。外长莫洛托夫在高层会议上，强调细菌战是中共捏造的。会议听取了北韩总参谋长南日大将、苏联顾问索兹诺夫将军和北韩人民军医药顾问斯里瓦诺夫将军等人关于美国并未投过细菌弹的证词，决定：将苏联驻北韩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以及苏联国家安全部长等人撤职查办；立即撤回苏联向联合国提交的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控；在内部下令立即停止诬陷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活动；对有关美国细菌战指控的内部责任官员展开大规模清洗以修复共产主义阵营的国际形象；以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名义致信毛泽东，声明苏共认为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指控纯属捏造，苏联方面已经严厉的惩处了参与捏造的细菌战的有关人员。会议在备忘录中承认：苏共、中共和朝共共同策划了指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诬陷。
在北韩，朝共中央书记朴成友向新任苏联大使指出，关于细菌战的捏造系中共所策划的，那些所谓细菌弹和里面的东西应是中共自己的飞机投下来的，而且里面并没有细菌。（北明：《韩战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揭破韩战中“美国使用细菌战‘的谎言－解密新发现的俄国总统档案文件》）
不过，虽然苏、中、北韩三共都在内部承认了细菌战指控纯系捏造，但为维护共产主义阵营形象，三共均不公开细菌战诬陷的真相。
韩战结束后，毛以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办法，让国人相信细菌战确实存在过，直到1960年3月毛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以臭虫取代麻雀，从而变相宣布停止“除四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3页），算是给细菌战诬陷划上了句号。上述“除四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正是在细菌战诬陷中首先提出的。
前述鲍彤先生的文章写道：
“闯祸不认错，哪怕闯下弥天大祸也坚决不认错，是中共的传统。无中生有指责美军搞细菌战，只是一例。整个朝鲜战争，明明是“一边倒”的产物，明明是奉斯大林之命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偏偏撒谎说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何尝承认过错误？对国际社会如此，对本国人民何尝不然！在“三面红旗”下饿死几千万农民，中共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向全国人民郑重地沉痛地忏悔过？更何况，“八九六四”直接调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要求一个对本国人民不负责任的党，改掉对国际社会不负责任的传统，不是不可能，但是难，很难。”
鲍彤先生的话使人联想到新冠病毒来源的探查，迄今仍未得到中方的配合。其中到底有何猫腻？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原先颇受中方支持，但随着对隐瞒新冠病毒源头调查的深入，谭倾向于赞同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立场，要求中共进一步开放信息源。于是中共恼羞成怒，斥责谭“转轪”，不再允许谭率领世卫专家代表团来华调查。
还是林肯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部分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中共对国际社会不负责任，蛮横无理地坚持“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传统，难道真可以瞒天过海，逃避彻底覆灭的一天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