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中学时代与现在的中学生生活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那是1968年11月，因“文革”已“停课闹革命”在家闲呆了两年多的我，忽然接到通知；因“复课闹革命”的需要，立即上中学！消息很突然，让我惊喜甚至怀疑，不用考试就这么容易的进了重点中学？
课本发下来了，不是“数、理、化”，也没有“文、史、地”，而是当时新编的一种特殊教材《工农兵基础知识》，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前面很多篇幅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歌颂“文革”的理论文章，然后才是十分浅显的数理化基础知识。而且，每个章节开头，都整页地印了好些条“最高指示”。就是这本书，一直陪着我读完了两年的中学时代。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参加了1977年的全国高考时才发现，原来我在中学学的数学，仅仅才学了“因式分解”和“一元一次方程”，物理也只刚刚弄懂了家庭的照明电路及电阻、电流、电压等一些最粗浅的名词和符号；化学，好像只学了水、氧气和食盐的分子式，了解了“元素周期表”，掌握了几种物质的化合价……
后来，为了让我们“更紧密地与工农兵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又相继发给我们两本书：一本叫《划线》，是木工师傅利用“勾股定理”、“圆、角、方”等粗浅的几何原理在木料上画图下料的知识；另一本书叫《制图》，是工人师傅利用“主、俯、旁三视图”的原理，进行机械绘图和加工的一本书。今天，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两本教材，其知识的含量实在让人可笑。
那时的体育课叫“军体课”，顾名思义，我们经常练习的就是投手榴弹和拼刺刀。为此，老师要求我们每人要自备一支“步枪”。我家没有木料，只好用红缨枪替代，结果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后来，父亲求人要来一小块木板，锯成枪托，又用根木棍代替那长长的枪筒，虽然外型极像汽枪，但好歹算过了“关”。每当学校组织重大活动，我们一身草绿色戎装，肩背“各色不等”的木枪，随着“指挥员”的口令，一边杀声四起，一边挺枪突刺，那阵式也“颇为壮观”。
军体课的另一内容是“挖地道”，那是贯彻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地道就在我们教室的课桌下，从一间教室挖向另一间，最后，全校贯通。我们也学电影《地道战》的样子，把地道挖得既复杂、又隐蔽。既有“死胡同”、又有“陷阱”，真能让“敌人”摸迷糊。
“学工”课很有意思，我们学校是地区造纸厂派驻的“工宣队”，自然要到造纸厂去接受“学工”教育。我们被编排在不同的岗位，像工人一样“三班倒”顶岗。我在“压光机组”当操作工，就是把经过“打浆”、“抄纸”之后卷成整捆的纸坯送进压光机，利用压光机几吨、十几吨的自重却又镜子般光洁的钢辊上下碾压，把纸硬是压出光泽。两个月的“学工”，把我培训得能和师傅一样熟练地操纵压光机，了解了整个造纸的工艺流程，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和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和许多工人师傅建立了友谊，至今难忘……
而今，看到孩子们坐在阳光明媚的教室，有老师耐心细致地辅导，还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和高质量的教材，多么让人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