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暗箱操作，但同样的暗箱操作，规模有大有小。偷鸡摸狗是小规模作弊，2020年美国大选，可算超大规模舞弊，居然也能获成功。我要说的是另一种小规模作弊——考试作弊。但清末科考作弊，对朝廷与当事人而言不能算小事。鲁迅的祖父因参与科考舞弊，引起朝廷震怒，不仅遭革职还被关入大牢，从此家道败落，不久其父也怏怏病死。这恐怕是后来鲁迅对社会充满仇恨的根源。南京夫子庙邻近的江南贡院，是朝廷选拔人才的科举考场，这里究竟发生过多少作弊的故事？永远无法讲清。江南贡院紧贴秦淮河，隔河相望就是当年的烟花青楼。那时考场作弊的成功者，出贡院过秦淮河即可步入烟花巷寻欢。上海嘉定也有孔庙，规模无法比肩南京夫子庙，多年前我游逛到那里，见庙内陈列着考场作弊的工具实物，制作非常精细。
科考作弊与后来学校的考试作弊，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少年时读书，令我最感烦恼的是政治课，考试前靠死记在脑子里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对我而言永远是莫名其妙的一滩浆糊。那时学生大多单纯，没有作弊念头。文革结束后报考研究生，我的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考分不低，唯政治学科考分离及格竟差14分。若是有作弊机会，我大概也难免一试。后来不知在哪年，大学的政治课改成“思政课”，好像暗讽了从前的政治课没有思想。教书多年，所见作弊时有创新，轮到我监考时，每见有学生偷鸡摸狗，也就是虚张声势高调宣称：“不许东张西望，不许交头接耳”。若干年前读汪曾祺散文，其中一段写他当年在西南联大的作弊，读来反让我觉得有趣。汪先生是文化界公认的“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士大夫”，读书时自由散漫，爱泡茶馆常逃课。如果读过小说《受戒》，也许能明白汪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门必修课《西洋通史》，当年汪先生担心考试不能通过，他在文中坦陈:
要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85分，及格还有富余。
最后“及格还有富余”那几个字，仿佛让我看到汪先生眯着眼洋洋自得的样子。一个对自己道德人品满满自信的人，才会任文字自由流淌，无需掩饰自己的作弊。而今那个时代已渐趋渐远，西南联大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是作弊没有消失，然而作弊的意义已超出人们的认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教学楼小教室给一个约30人的小班授课。我的课在这个班是选修课，选修课也考试，只不过改称考查而已。考试那天我带着试卷，走进教室刚将试卷放下，有高个子男生走近讲台，手里呈上两张纸告诉我，他是本班团支书记，正考虑发展两名团员，意思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对这个班学生不熟悉，有课就来讲完课就走，不过我还是按惯例表示“没意见”。
然后发下考卷，考试开始。考试的后半时间内，无意间瞥见让我开眼界的一幕作弊。那个团支书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时抬起头，视线扫在前排男生的试卷上。前排那个男生配合默契，他的考卷不是平摊在桌面上，而是双手捏着试卷的两边，用肘部抵在桌面上，试卷也不全对着自己，而是身子略侧，以免挡住后面的视线。我很快意识到，前面坐着的男生，是两名即将入团的学生之一。这样的作弊，是一种巧妙的交易，而且不留任何痕迹。由此也隐隐感到，作弊与某种政治生态似乎存有一种关联。我没有阻止这次作弊，只是心里感叹，一个团支书记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能作为杠杆巧妙运用。我素来胸无大志，如此政治生态是否应当改变，也轮不到我操心。我仅仅感觉，当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作弊，竟何其清洁？多年过去了，我猜度，那团支书记毕业不久即能轻松进入官场，自然也游刃有余，说不定早已是一名处级官员了。
还有一次作弊更令人难忘——学校可以与学生联手大面积系统作弊，同样超出我的认知。那是两所高校相关院系合作，为上海某工业管理局专办一个本科班，公开宣称目的是为局机关干部解决文凭。我在其中的A校，上课地点也在A校，但考试命题与文凭发放权在B校。我给这个班讲授《工业企业管理》，其实这门学科不是我的主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也不存在关联，只不过80年代中期有一股管理学热，我修完作为管理学基础学科的《运筹学》课程。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班，学生都在局机关任职，中年居多，处长、副处、科长比比皆是，即便年轻科员也比在校本科生年长一截。年轻人与处级官员之间，几乎不加掩饰地显示出奴才与主子般的融洽。这个班成员大多精明，人人会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过数学基础很差。
课程快结束了，这个班的学生对考试的关注，远超过在校大学生。一个似乎时尚的专用词“透明度”，仿佛就有遮羞的功能，于是屡屡有学生向我要求：“老师，复习课透明度高一些！”我只能含糊其词，似乎不好意思正面拒绝。如此多次对我“要求”，使我甚至感到有压力，也让我心生厌烦。我当然理解“透明度高一些”的含意，说穿了就是要我公开透露考题。一个完全无理的要求，在这些下层官员的嘴里，竟如此充满正当性，这倒是前所未闻。当然，按他们的基础，如果没有“高度透明”，大概没人能过考试一关。然而命题权不在我这里，就算我愿意“透明”，也无法“透明”。
其实我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有句俗话：“船到桥头自会直”。考试一天天临近，我只能按部就班，沿教材系统归纳复习，至于他们的数学基础，那不是我能改变的。不久形势悄然变动，有人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弄到“复习资料”，然后珍重交给我，叮嘱可作为复习课的“重点”。提供“资料”的人没有单独占有“资料”的企图，原因在于如果单独占有，“资料”上的题尤其涉及数学方法的题，他们自己无法解，“资料”也就失去意义。更重要的是，“资料”提供者，绝不是仅对某一人的“关照”。起初是一、两人先后弄到“资料”，前后共约有四、五人弄到类似“资料”。这些“资料”与后来试卷的吻合程度各有差异，最后到我手上的一份“资料”，与试卷的吻合程度几乎达90%。
我没问“资料”来源，问也没有意思。这些学生神通广大，因为他们经受过下层官场的历练。但也不要忘了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掌控着从办班到文凭发放的系统过程，其中考试更是一个必须巧妙把握的环节。是的！学校收取该工业局的货币，如果不让人家拿文凭，明天还有谁愿与你合作办班？这个道理，高校教师差不多无一不是心领神会。至于我这样的教书匠，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他们合作办班的一个工具。最后一堂复习课，我根据最后到手的那份“复习资料”，将所有涉及数学方法的题，给出具体解答过程，并详尽写在黑板上。这堂课也是所有学生最专注、笔记最完整的一堂课，因为他们比我更清楚其中的“透明度”。
这次复习课后不久，我碰巧赴庐山参加一个研讨会，考试后的流水阅卷与我无关，从此与这个班的关系也结束了。不用猜测，这个班的所有人大概都获得官方认可的本科文凭，这个文凭为他们不久后的晋升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我，总算对现代系统性作弊，也有了切身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