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在痛斥杨荫榆、驱逐章士钊发挥积极作用后，于1925年被免去公职。1926年“三·一八惨案 ”后，他再度表态支持学生运动，其后决意南下。需要了解的是“三·一八”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正是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因此“三·一八惨案”背后极有可能也是中共推崇暴力抗议的结果，这也是为何李大钊等人被政府通缉的原因。颇具讽刺的是，民国时一再鼓动并发起学生运动抗议民国政府的中共，在自己掌权后却不容许任何学生抗议，甚至屠杀抗议学生，血流成河。这样的中共鲁迅看到又会作何感想呢？
至于鲁迅 南下的原因，也并非是受到北京政府的通缉。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确实颁布了一份“通缉令”，但上面只罗列了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5人的名字，表示要“一体缉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鲁迅南下真正的原因除了兄弟失和、疾病原因外，应该是为避开“流言蜚语”，即来自家人和社会对他与许广平 师生恋的非议。要知道，师生恋现象不要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便是在当今社会，同样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道德问题，很难被一般的中国人从情感上加以接受。
南下生活富裕 不愿许广平 工作
鲁迅先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1927年1月，45岁的鲁迅前往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开始了与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两人一直没有结婚。在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这种同居关系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流行的，而这无疑也是在破坏传统的伦理道德，以鲁迅的身份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10月，鲁迅搬至上海。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下一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
稍微提一嘴的是，口中否定传统文化、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鲁迅，在行动上却与之相反。鲁迅与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广平同居，却让她做起了家庭主妇，不愿意她出去工作。
许广平婚后想办份妇女杂志，鲁迅就说：“这种不疼不痒的东西，办它干什么？”许想要出去工作时，鲁迅又会说：“你做这些的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
以至于许广平同居后，发出这样的哀叹：“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吧！”直到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才从家庭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而在鲁迅去世后，编订其生平年谱的时候，她表示尊重鲁迅曾经的婚姻，在年谱上保留了鲁迅曾经成婚的条目，并且之后经常接济朱安，其去世后也主动为其置办丧仪。
许广平与鲁迅同居生活无论是衣食住行都很体面。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鲁迅被时任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聘为“特约撰述员”，四年共领取了14700元大洋，在当时是相当有钱了。
帮助宋庆龄解救中共党员
在上海期间，鲁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先后有三处寓所：横浜路景云里、拉摩斯公寓以及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也是在此期间，鲁迅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撰写杂文抨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谩骂他看不惯的各色人等，也创作了一些回忆性散文，翻译介绍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鲁迅还和共产国际的地下党员宋庆龄有交往，接受着左翼思想的熏陶，俨然是左翼文坛的盟主。他积极参加并任执委的人权保障大同盟主席就是宋庆龄，蔡元培为副主席，该民间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营救被民国政府抓捕的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他们不但成功解救了陈赓、廖承志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还成功营救了当时共产国际驻华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
宋庆龄在1977年8月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写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
在参加该组织期间，因为同盟北平分会的主任胡适在调查后发现，并无证据证明民国政府对政治犯曾经使用过酷刑，他还反对释放共党政治犯，主张保“政府权”。这当然让身为地下党员的宋庆龄等人深为不满，同盟遂开除胡适盟籍，鲁迅还著文《光明听到……》加以痛斥，当时正在鲁迅家中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写了《王道诗话》一文批评胡适。两篇文章很好地配合了中共诋毁胡适的宣传。
在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后，鲁迅亲往万国殡仪馆送别，还写诗悼念他。以鲁迅的名声做这样的事，无疑对中共是非常有利的。宋庆龄等中共党人意识到，鲁迅是属于中共革命的，因此在鲁迅生病后，她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称呼他为“周同志”，并请他立刻入院医治。
有钱兼有闲的鲁迅，就这样一边享受着民国政府的出版自由、学术民主、教育包容氛围，一边帮助中共，一边骂着这个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政府，自由出版着《伪自由书》。如果这是“伪自由”，鲁迅是想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吗？
在他的眼中，完全看不到民国政府抵御外侮、清剿中共的努力，完全看不到民国政府给予人们的诸多自由，看不到这种制度的益处，而只是一味地批评。在他的眼中，除了人性的丑恶，除了共产虚幻主义，没有其他。这与同样批评民国政府但在关键时刻支持民国政府并为之效力的胡适相比，是远远不如，因为胡适意识到了这个制度的好处，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虚伪和危害。
性格中的戾气
鲁迅在文章中，骂了很多人，所骂之人，基本都是当时地位比他高名声比他响的人。如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等。而且鲁迅用词侮辱性极强，动辄用“狗”、“叭儿狗”、“走狗”、“落水狗”之类词汇。这只能说明鲁迅心胸并不宽广，而且自恋，甚至睚眦必报。
另外，鲁迅性格怪异，脾气不小。当他不愿意见某人时，就告诉保姆，让她对来人说自己不在。有次有个来客比较二，说他是亲眼看见鲁迅回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对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本是对他客气！”
民国新月社的主力、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