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只是作为代表文学的概括而已。
词牌前身就是初唐曲子词，后来高层文人进行改造，称之为“诗余”。也就是在格律诗、古体诗之外的“长短句”，专门用来合拍新流行的西域民族复杂的音乐演唱。
一开始，词牌的存在更类似于一种“小令”模式，长调的改进和形成是宋初柳永的功劳，而词牌内容的拓宽则得益于苏轼，所以在唐朝，并没有专业的、系统的词牌规范。有很多古体诗、乐府诗和乐演唱，其他人听了觉得好，就再填一首词给歌女演唱，这首古体诗或者乐府诗实际上就成为了一首词牌。
比如说韩翃的《章台柳》，就是他写了给老情人的一首古体诗：
如果章台柳看了这个就忘了，这便是首古体诗，可章台柳同学看了怒不可遏，按照这个格式写了一封回信给韩翃：
同一种格式下出现了新填的词，这个就是个词牌了。
也正因为如此，唐朝有没有专业的词人作品呢？如果不算那些民间乐工，歌女军妓层次比较低的自度曲，可以说在初唐、盛唐、中唐都是没有的，都是文人宴乐之际随手填词，填完了自己也没当回事。敦煌发现的最早的“曲子词”，我们大概能得知这些词的源头就是军妓、民间弹唱的发生。而唐时文人所做的词得以留存则得益于那些文人的其他身份。
唐时的诗余、曲子词大部分已经散佚。
而我们能看到前期的唐词都是诗人作品。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
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
白居易的《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刘禹锡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
和白居易、刘禹锡的类似于乐府诗、竹枝词的词比起来，李白的这首《菩萨蛮》词的味道更浓。而李白卒后十年，白居易、刘禹锡才出生。这就很让人起疑了，按照文体的正常发展，词牌的诞生发展阶段在这三十年间理应不会发生这样的倒退。
所以，李白这首《菩萨蛮》很多人质疑是后人伪作，不过没有定论。也许只是词牌本身格式发展的不同罢了，毕竟两代人对于词牌发展史来说，也不过是一瞬间。
后期的词牌代表人物就是温庭筠和韦庄了。因为王朝渐渐颓败，意气昂扬的诗歌开始隐匿，工巧艳丽的词牌则开始占据主场。温庭筠和韦庄合称“温李”，是“花间词”的代表人物。我们看他们的词，就明显能感觉到和白居易、刘禹锡题材和风格上的不同，题材从江山风景思念走入了闺阁宴乐消磨，风格从端正明丽走入了糜艳颓唐。
白居易的《忆江南》：
温庭筠的《望江南》：
再看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
字词美轮美奂，却囿于闺阁之中，再无盛唐气象。
而韦庄作为盛唐灭亡后的前蜀宰相，看尽王朝起落，避乱一隅，风格也差不多。不过正是这种格调奠定了词牌千年婉约的底色。
韦庄的《菩萨蛮》：
唐朝的词牌有一个共同的，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无论写的什么，写作角度都是从歌女出发。因为写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歌女演唱用的，所以这些词本身就具有角度局限性。
词牌到了南唐二主和闲相冯延巳手上，才开始了从歌女代言，闺阁艳乐到抒发自身感情的转换，开始了一次大的升级。这次升级一直到柳永、苏轼手中才真正完成。
而唐朝的词人能有作品流传下来大概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毕竟词牌在唐朝还是上不了台面的，民间大众的创作者的作品大都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遗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