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于5月23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会，会后记者会上拜登被问到“如果台湾遭受到任何攻击，你是否会愿意军事介入保护台湾？”他的回答是“是的，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这引起了各国媒体的争相报导，美国有许多电视台开始讨论起平常能见度不高的台湾议题，台湾媒体也纷纷以“打破战略模糊”、“美国将军事介入”等斗大标题报导。
不过，拜登刚讲完话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白宫随即发声明表示“我们的一中政策没改变”。回顾过去，这已经是第三次白宫及国务院出面为拜登“对台湾军事协防承诺”的发言澄清，大家在困惑之余或许更该从以下的面向来看这一系列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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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模糊改变了吗？
从当时提问与回答的语境中我们分析，我们无法从此单一事件推断出美国的战略模糊有所改变。当时的问题是，“基于一些明显的理由你不想军事介入乌克兰的冲突，你是否愿意军事介入防卫台湾，如果台湾遭受到攻击？”提问者的问题逻辑重点应该是在于美国对两种状况反应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她想问的是“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在乌克兰状况仅提供军事援助而未派兵参战，那在台湾的状况你是否会这样做（派兵参战）？”
如果当下拜登有理解到此问题的核心他应该会迟疑一下再回答，然而他却迅速回答“对。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Yes.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如此迅速的反应可能是他并未意识到提问者真正想问什么。不过更关键的应该在于“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这句说明，因为目前为止美国并未公开对台湾做出派军协防台湾的承诺，更没有说明协防是怎么样的协防方式，所以这里的承诺更可能是指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维护台海稳定这种“战略模糊”。其实拜登后来马上又提到一中政策，补充说明：“用武力取得（台湾）是不洽当的，可能引发类似乌克兰的情况。”由此可见，“此次”拜登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属于战略模糊，只是多数人并未明察当下问答的语境。
如同一开始提到的，我们无法从一次事件就推断美国政府将有政策大转弯，不过也无法否认过去的战略模糊没有转变的迹象。例如拜登曾在2021年8月提到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的神圣承诺，并表示这承诺“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也是一样（We made a sacred commitment to Article5 that if in fact anyone were to invade or take action against our NATO allies, we would respond. Same with Japan, same with South Korea, same with– Taiwan）。尽管事后白宫仍表示对台政策没改变，但很难想像拜登会在有“集体防御”概念以及“美国有与日本韩国签署军事条约但台湾没有”的认知下还能犯下这种错误。换句话说，拜登的谈话内容，可能是有意为之，很可能是刻意和白宫及国务院的官僚一搭一唱释放讯号，也可能他只是将决策圈平常在讨论的事情拿出来谈（所以才会讲了之后又说政策一直没变）。
总而言之，面对我们仍须继续的仔细观其态度，而不是随即从单一事件做出定论。
战略模糊或清晰非重点—吓阻能力才是
无论拜登这几次发言是口误还是真心话，许多人最关心的还是美国政府对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选择。就这点来说我们必须再次讨论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辩论，不过这次不是辩论其优劣，而是辩论它的意义。
简单来说，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Richard Haass和 David Sacks为首的“战略清晰派”，认为随着近年中国军事行动对台湾造成的巨大威胁，美国的战略模糊已经寿终正寝、不再能威吓（deter）中国，而必须改以战略清晰来吓阻中国；另一方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席Bonnie Glaser代表，认为美国若立刻将政策转向至战略清晰，可能直接导致中国认为必须先战先赢，而立刻使用武力。
两派主张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转向反应以及手段应该为何。不过两派之所以有辩论和争议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要不要有“立刻”的政策改变。然而，战略模糊与清晰的概念间，并不是零和的关系，它们更像是光谱的两端。也就是说，每个政府就任时皆有其基本立场，但会随时间环境朝向其中一端移动。因此更该考虑的是该往哪个方向移动、又该如何移动。
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得以运作逻辑的关键在于威吓的可信度。就战略模糊而言，美国需要维持足够的威吓让中国或台湾任何一方不会突然做出开战或宣布独立的行为；以战略清晰来说，美国的威吓力也必须让中国相信，一旦它攻击台湾，美国肯定会反击而且具有让中国付出惨痛代价的能力。所以无论是哪一派，追求威吓的可信度都十分重要，因为它支撑著这两个战略。
不过，威吓的可信度又部分建立在美国现阶段的能力，这也是为何模糊派认为以美国现在的状况改变成清晰会有危险，而清晰派也不断在敦促美国政府继续强化自己的军事能力。其实在拜登发言后两派的反应就已反映出他们对美国威吓力的重视以及担忧。在各家媒体报导一出没多久，战略清晰派学者纷纷表示非常乐见这种战略清晰的表态，但更希望这次拜登政府不要再收回这样的论述，而能进一步提出具体政策改变。至于战略模糊派则立即表示质疑，认为这样子无法保持足够的弹性，并且持续观望着之后政府的反应，毕竟对外界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拜登发表如此具有爆发性的言论。
虽然两派一开始有着态度上的差异，但白宫最后的声明仍将两派的注意力重点拉回政府的可信度。例如Richard Haass提到，在可信度使得威吓性较强的状况下，战略清晰将优于战略模糊；David Sacks希望美国清楚声明政策改变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美国防御台湾的能力；而Bonnie Glaser则批评战略模糊不该变成战略困惑（strategic confusion）。由此可见，无论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的观点一时之间谁负谁胜，使政策发挥效果的关键还是在于美国是否具有与其政策相对应的吓阻能力。
就这点而言，想必台湾会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吓阻能力越强越好，即便是站在美国政府战略模糊的角度看待，现在最棘手的已不是台湾独不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国何时会对台湾发动攻击，以及届时台湾能如何自保。因此我们仍期待美国政府能继续保持言词与行动间的一致性，以避免其吓阻的可性度降低。
台湾人该怎么看待这次“意外”
我们认为这事件之所以会引起热烈的舆论讨论，又或者是对某些人来说是期待的落空，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第一，正如上述针对发言语境的分析，即便提问者可能隐含美国是否出兵台湾的问题，但那样的提问其实不甚明确，即使外界看起来清楚，对拜登本人来说他可能也未正确认知到该隐含的问题。第二，许多媒体纷纷在拜登回答之后渲染战略模糊的改变，然而事实是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本来就不是二分法、而是应该看移动的方向，只是大众仍将焦点放在战略光谱的两极。即便有学者或是官员可能在某些场合上提到战略模糊，但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历任美国政府在官方的发言上似乎皆会避免提到这类的词，而是仅用我们遵守《台湾关系法》、一中政策或六公报等等来说明其立场。
这也意味着战略模糊除了在目的上具有模糊的效果，在方法手段上亦然，意即美国官方从来不明讲这是什么东西，并且试着保有诠释的弹性。简单来说，它更像是一种长期的实践，而非政府明确公布的官方政策，因此除非美国政府突然的宣布政策转变，不然它也只会在这个光谱移动，而不是有没有存在或者打破的问题。
既然是如此，台湾该如何解读或反应？我们承认战略模糊与清晰辩论的重要性，但更关键的事情是，当中国使用武力入侵台湾时，无论美国派兵或不派兵，我们是否先具有能力抵抗中国的第一击。也就是说，无论美国的能力或政策如何变化，其实台湾本身就该做好准备抵抗中国入侵的工作，而非一直在美国政策的辩论上消耗过多的能量。
台湾应该在“美国始终维持战略模糊”的假设下就做好准备，这么一来即便美国转变为战略清晰，又或者是当中国做出任何的威胁时，我们更能从容面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现在我们该问自己的问题是，台湾在争论之余做了多少准备？即使台湾大众已经有愈来愈多人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台湾人又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和努力？
美国方面不管是民意或者是政策决策圈的人们，都已经形成多数的意见是要面对中国的挑战，只是大家仍然在讨论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这样的辩论在现在国际政治的发展下，自然是愈来愈重要。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因为乌克兰军民的英勇反抗和多国的合作，而使俄国陷入战争泥淖。某方面来看这对台湾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俄罗斯的挫败可能会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而乌克兰的作战方法以及反抗的决心，也可以提供台湾学习。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也能从中学习（尤其如何整备补给线、如何面对国际舆论、以及如何操作资讯战等方面）并且将这些经验用在入侵台湾的准备工作上面。
也就是说，不管美国国内的讨论如何热烈，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讨论该如何增加自我防卫的能力。当然，正如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样的能力也包括了辨识出那些疑美论者的论述（例如不断质疑美国是否真的会帮助台湾，或者讲说美国一定会弃台）、倾向中共的论述（例如一直讲说是美国或者台湾的作为刺激了中国，让中国一定得出兵），以及各种的失败主义论（抵抗中共没有用，一定会输），辨识并且反对这些谬论，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持续提升自我防卫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