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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元宵灯会始于公元610年,民部尚书裴矩逢迎隋炀帝,提出了办灯会的建议。
那一年是隋“大业”6年,隋炀帝杨广登基的第7年。隋炀帝自命不凡,好大喜功,特想创立大业。
当时,裴矩负责西域外交,深知隋炀帝喜欢君临四方、被万国拥戴的感觉。他不惜花重金招徕胡人,高规格接待蛮夷使者。《资治通鉴》记载:“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靡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惫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
裴矩在外交事务迎来送往方面出手大方,还以“蛮夷朝贡者多”为由,建议隋炀帝召集四方艺人到首都洛阳,在元宵节期间举办盛大的灯会和文艺演出,营造大国形象,烘托盛世气氛。
隋炀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裴矩的建议,下令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元宵灯会。“正月十五在洛阳陈百戏,夸示各族君长,终宵灯火不熄,声闻数十里,到月底始止。元宵行乐之盛始此。”
朝廷或者说政府举办任何大型活动的费用都取自民脂民膏,仅乐队演员就接近2万人的元宵节灯会耗资巨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在隋炀帝开大运河、建洛阳城、伐越南、征朝鲜、南游西巡、耗资徭役无度的情况下,百姓苦不堪言,都城附近就有许多饥民。裴矩的元宵灯会建议是殃民的馊主意。所以,他被称作奸佞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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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的隋炀帝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遭遇了失败,人心丧尽,叛乱四起。举办元宵灯会8年后,公元618年,“大业”梦破灭,隋炀帝被手下将领宇文化及杀死,隋朝灭亡。
隋灭后,71岁的裴矩几经周折,成了唐朝大臣。奇怪的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手下,昔日的奸佞之臣变成了一个人敢于直言批评皇帝的忠臣。
唐太宗为了加强反腐,搞钓鱼执法,安排人私下给官员送礼。有一位官员上钩,唐太宗下令处斩。在反腐这样严肃的问题上,大多数人不敢冒然说话,可裴矩却出面大胆批评皇帝。他说(大意):官员受贿固然该死,但你钓鱼执法,陷人违法,恐怕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吧。唐太宗认为裴矩批评得有道理,不仅收回成令,还召开五品以上干部大会,当众表扬了敢于直言批评皇帝的裴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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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裴矩在隋炀帝时代是逢迎讨好、悦媚取容的佞臣,在唐太宗时代就成了敢于批评皇帝的谏臣?
司马光总结到:“君眀臣直,裴矩佞于随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也就是说,君清醒,臣才会直言。君不愿意听臣下指出自己的过失,忠诚之士就会变成奸佞之人;君喜欢臣直言不讳,奸佞之人则会转变为忠诚之士。出现奸佞之人的责任不在于臣,而在于君。
任何朝代,奸佞谄媚之流多,都是君的问题。
隋朝历史只有38年,先后两个皇帝都是“恶闻其过”之君。
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杀谏议大夫毛思祖是一个例子。有武官在吉日衣剑不齐,在场御史没有检举处理,隋文帝就下令处死这个御史。毛思祖作为谏议大夫,批评皇帝这样处理太重了,居然也被处死。隋文帝执政时期,连年诛杀了多位大臣。
隋炀帝比其父更甚。公元607年,隋炀帝继位第4年,宰相高颎和大臣贺若弼、宇文弼因议论皇帝奢侈,被以“诽谤朝政罪”处死。高颎、贺若弼、宇文弼都是朝廷重臣,高颎是20多年的老干部,因为批评性言论说杀就杀。如此政治局面,其结果必然是臣下争着说假话以逢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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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矩在隋炀帝时“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但在唐太宗手下,却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唐太宗是比隋文帝、隋炀帝更强势的皇帝,但他却听得进去逆耳之言,甚至预想臣下可能会怎样批评自己进行自我约束。
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什么都准备好了,又不去了。魏征问为什么不去了?唐太宗说:怕你唠叨呗。
魏征在唐太宗手下先后谏200余事,也就是说唠叨了200余次,唐太宗烦死了,但也无奈地忍着,许多事情是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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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谏无关善恶,而是一种清醒。
唐太宗非常强势,连哥哥弟弟都敢杀,连父亲的皇位都敢抢,却害怕敢于尖锐批评他的魏征和裴矩,却不敢向“唠叨者”动气,反倒要认为师,以为镜。
宋太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逆我者是吾师;顺我者是吾贼。”这位皇帝知道“叼飞盘”的人不是好东西,要像贼一样防着。
绝对的忠诚绝不是绝对顺从,而是直言不讳!绝对顺从绝对是“吾贼”。
唐太宗为什么不砸唠叨魏征的饭碗?宋太宗为什么不把“顺者”视为正能量?道理很简单,天下人都知道:堵言路,就是堵自己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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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准确纪年的历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
中国纪年史第一年记载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堵言路的事。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周厉王是周朝第10个国王。一个王朝延续到了第10代,内忧外患很多,周厉王为了维稳,采取了强化统治的措施。
他采取了组织措施,任用了佞臣荣夷公。
他加强了舆论控制,任用了卫巫负责监视老百姓,谁敢批评他就杀掉谁。老百姓都不敢言语了,在路上相见也只能以目光交流。(“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厉王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国人终于忍无可忍,发起了暴动,周厉王仓皇而逃。
在周厉王被推翻之前,他看到通过严厉的治理整顿,举国舆论一致,非常兴奋,对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总算不敢说话了。”(“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对周厉王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堵百姓的口要比堵河水更危险,河水因堵塞会冲垮堤坝。如果堵住人民的口,政权能维持多久呢?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