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暑假，我和几个玩伴蹲在地上磨螺蛳壳。螺蛳壳磨出洞眼，用绳子串成手链状，可以来玩“造房子”的游戏。
一个小朋友突然说：“这里有反动标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墙拐界石的低处，有粉笔写的四个字，第一个是“打”，空了一段距离，后面是“毛主席”三个字，“席”字写得很长。
大家莫名地激动起来，有人就报告去了。
吃过午饭，我被带到了“老巡捕”家里。“老巡捕”是解放前我们弄堂业主雇佣的看门人，平时也穿着巡捕的服装，相当于现在物业的保安。解放后，他还管着我们弄堂的治安，老的称呼一直沿用了下来。
两三个人围着我，要我说说发现反标的经过，然后拿报纸，让我抄写上面一段话。整个过程是平和的，几个人都是老邻居，和颜悦色，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不知道在哪儿知道了这件事，勃然发作，要我和妈妈去说清楚，问问凭什么要我抄报纸对笔迹。
我当然不愿意去。我的感觉，人家根本没有为难我的意思，就是走个过场。再说我的字体跟反标的字迹完全不像，怎么都不应该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去找人家闹，是没事找事。父亲就咆哮起来，“你晓得伐，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体，是政治事件。和这种事情搭上了，你一辈子就完了。”
我说，“搭上了，去吵去闹就不会搭上了？”他冲过来要打我。我豁出去了，说，“要去你去，你为什么不去？”他愣住了，“我为什么要去？”“你是我爷。”我说。他语塞，嘟囔着“我去做啥。”
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去。他就是个“门档子里面狠”的人，在外面见谁都客客气气，面子看得比天大。我整理好语言，跟父亲说：“侬叫我和姆妈去，去讲人家了解情况不对，还是排查怀疑对象不对？给人家的感觉有点做贼心虚，你就不怕引火烧身？阿拉窝里又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恨共产党？再说，我的字跟那个字一点也不像，到哪儿也没有理由怀疑我。”他再也没有说话。
我离开了家，在外面晃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反抗父亲，也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吃瘪，不免有点心潮澎湃。
隔天，父亲回家跟我说，我想了一下，你讲得有点道理。这个事算了，勿要去寻伊拉了。过了几天，他跟妈妈说，能不能想办法到派出所找人，把反标的照片拿来看看。妈妈横了他一眼，说：“你本事大，你怎么不去？”他说：“我就这样想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对我说，“他们没有再来找你，不一定说明这件事就这么了了。把你当怀疑对象，在你档案里记一笔，也是有可能的。”
好像听说有档案这种东西，记录你的言行，你本人永远也不知道上面的内容，但关键时刻它又会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有这种可怕的东西吗？
小孩子没有常心，恐惧感只能笼罩我几天，就消失了。但是，关系到人生去向的节点，它就会顽固地跳出来，再次让我害怕。
考初中，填报了一个重点中学，老是在想会不会不录取我。
学校里报考飞行员，检查身体视力2.1，参加复审，没过。因为什么，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跟几个要好的红五类同学参加了一个组织。父亲说：“你跟着人家混，好吗？你有理智伐？”
……
我的档案里究竟有没有留下父亲担心的那种记录呢？
1973年，我被村子列入推荐上大学的名单。村上搞推荐工作一直是学校的谢校长。他那天跑到我家，嚷嚷要我请客，说搞你的政审，忙了大半个月，明天就交上去了，他拍了拍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包，“为你的外调，我跑了两次上海了，还丢了皮夹子。”我连忙炒几个菜，陪他喝酒。
那次是我第二次被推荐，那时我挺“红”的，两次被评为知识青年优秀代表。
谢校长跟我说，他那天皮夹子丢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回不去了。正好前几天去过的三叔单位就在附近，他去找了三叔，三叔把他送回了旅馆。
谢校长醉醺醺地走了。收拾碗筷的时候，发现谢校长的包放在灶台上没拿走，迟疑了一下，果断地打开包，里面正是我的政审材料。我迅速浏览了一下，有我原来学校的、街道的和上海亲戚所在单位出具的材料，大多简单到了敷衍的程度。大队和知青办公室的材料内容丰富，都是肯定和鼓励。唯独父亲单位是个特例，还专门开了座谈会，我熟悉的几个与父亲要好的同事，说了很多鸡毛蒜皮的坏话。后来父亲退了休还在和那几个同事热络交往，一起去钓鱼、郊游，几次犹豫想要跟父亲说，还是忍住了。
谢校长大概是睡了一个午觉，晃晃悠悠地又来了，把包拿走了。
事后几次回想，那里面没有任何我所理解的“档案”里出来的材料，更不要说关于“反标”的内容了。要是档案里真有这个记录，政审会不去摘抄、盖章，形成材料？
随着1978年考上大学、再工作、入党，档案里究竟有没有那个记录，渐渐淡了。看来大多是没有，因为如果有，它肯定会干扰到我。或者说，即使有也不会对我产生多大麻烦。这种前后矛盾的想法，有时候也会冒出来。
2012年我退休的时候，按所谓政策，户口可以迁回上海了，但听到先走一步的邻居在办手续的时候都遇到了种种阻隔，就心意缺缺。后来，父母相继故世，上海房子成了空户，面临着各种麻烦。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户口迁回上海。
南京到上海、上海到南京，我来回奔波11趟，才把事情搞定。中间艰难困顿，难以诉说，尤其还遇到了一个笑话，真正活色生香的黑色幽默。我的姓名中间一个“耀”字，在废除了的第二批简化字里曾经改为“左光右夭”，那些证明我前半辈子来龙去脉的材料，有好多都是“左光右夭”的，就一点用也没有了。最后高人指点，在现在的派出所搞了一个“曾用名”的证明，才解决了那个“我”就是我的难题。
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让我欣喜的是，我终于亲自查阅到了我的全本档案。
我一共去了档案馆三次。那是第二次去，查什么，现在记不得了。工作人员说，没有你要的内容。我说，我上次来，好像还看到的。那人说，那你自己查。说着，就把档案递了过来。我还没拿到手，他又收了回去，说：“慢点，有些东西你还是不能看。”他迅速翻阅，把三处纸页折了角，又拿胶带封好。递给我，说：“不要撕开，惹麻烦。”
那次查阅，我还是没有查到我要的东西，只把两页有点相关的内容复印了下来，但是我把档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交代一句，那时候刚好是各单位把档案交给档案馆集中管理的时候，各方面制度都没有健全。我第三次到档案馆，就全是电子扫描版了，要什么，他们帮你查，查到，在显示屏上看，需要的就复印带走。
我发现，我档案里没有大学之前的任何记录，无论是官方的还是个人书写上交的，最早的就是大学入学时我的一份登记表。
档案的神秘以及对它的疑惧，都不存在了。但是又引发了我对档案工作的腹诽。那里面没有任何重要节点的材料，比如上大学、入党、职务调整时，那些签了字盖了章的外调材料、鉴定、干群意见都看不见，只有看似随意抽取而叠加起来的二三十份履历表、登记表、考核表、述职表。我注意到，那三处被工作人员折叠起来的纸角，都是在表格的最后，常常是安排“负责人意见”“单位意见”等内容的空间，那才是关键的地方。不过，现在对我也不起作用了。我解嘲般地对档案馆的人说：“一辈子写了那么多东西，你这里就这么一点点。”他说：“你还少？有的人只有两张纸。”
不知道我这种干干净净的情况属于比较特殊，还是常常听到的，档案里被塞进了什么阴冷的材料，关键时刻致命一击的情况属于特例。
算了，这不是我应该烦的事。走出档案馆，我在想，大半辈子的记挂都白费心了。
父亲被恐惧打败了，战战兢兢一辈子，小心翼翼逃过了无数次政治风浪。他把疑惧传递给我，让我担惊受怕半辈子，很难说我没有再把疑惧传递给我儿子。
2022-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