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多抗疫的努力中，西方世界通过政府与民意间的协调与对话，逐渐走出一条人类与病毒共存的道路。图为2022年3月25日华盛顿特区国家樱花节，大批人群游赏
每年的六七月分，都是官媒的躁动期。喉舌们在每年的这段时间里都会开足马力，大书特书中共的伟光正形象，为庆祝中共的七一建党日而不遗余力地谄媚献殷。在过去两年多的全球抗疫期间，官媒更是在每年的这段日子里不遗余力地利用中共强制“清零”的效果，极力鼓吹中共的所谓制度优越性。眼看疫情后中共的第三个党庆日又要来临，不妨就与官媒凑个热闹，谈谈党主抗疫与民主抗疫这两种不同的抗疫模式的优劣与异同。
所谓党主抗疫，即由中共党所主导的抗疫模式。
所谓民主抗疫，则是在民主制度下由民意所主导的抗疫模式。
政府权力之制度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集权专制的特点，是其从上到下贯彻执行最高指示的高效性。而民主制度的特点，则是各级政府对所属辖区治理的高度自主性。在过去两年多的全球抗疫过程中，这两种制度的优缺点在抵抗疫情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共的体制下，当大规模疫情出现的时候，中共的各级官员往往最先想到的是请示领导，层层上报，等待上级的指示，体现的是其体制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的特点。面对迅速扩散的疫情，各级官员们束手束脚，在疫情的处理上仍然延续着在极权体制之下长期养成的所谓“一慢二看三通过”的办事方法。官方甚至对民间类似于李文亮医生所发起的抗疫自救活动进行打压，对类似于陈秋实和方方等公民记者的志愿报导进行封口。导致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使后来全球的抗疫处在极其被动的境地。
反观民主国家，各级官员都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州长不是总统任命的，市县长也不是州长任命的。各级官员只遵守上级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却不用接受上一级官员的指令。美国的州长如果不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只能将他告上法庭，却无权撤换他。州、市、县各级官员的关系也都如此，他们只会对自己选区的选民负责，没有服从上级政府行政官员指令的义务。抗疫期间，各级官员针对自己辖区的具体疫情和选民的意愿，灵活采取有效而符合民众意愿的措施，各级官员完全能在全国的抗疫方针与辖区民意之间做高度自主的协调，根本就不需要等着最高机构“定于一尊”。
在过去两年多抵抗疫情的努力中，西方世界的抗疫实践从最初毫无准备地临时应急，通过各级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充分协调与对话，逐渐走出了一条人类与病毒真正共存的道路。而中共的抗疫模式至今仍停留在最初的封城、封区和封楼，然后就在画地为牢的环境中等着病毒被饿死这种一成不变的僵化套路中。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在抵抗疫情的实践上所走出的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与病毒共存在海外已成为一个成功抗疫模式，中共仍不惜付出经济衰退和民怨沸腾的代价也要达成“清零”。图为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名身穿防护装备的工人在封锁社区的入口处守卫
媒体功能之差异所带来的不同
在民主国家，媒体是表达民意和制衡政府权力的公器。而在中共的体制中，媒体则是党对民众进行洗脑的喉舌和宣传机器。媒体在不同体制之下不同的功能，在这场全球抗疫的努力中充分显示出了其完全不同的效用。在中国，各级官方媒体对“定于一尊”的服从性，远比各级官员还要更强。各级官媒黑箱作业，一律按中宣部的口径报导疫情，中共统治的稳定成为决定媒体如何报导疫情的最高原则。而在民主国家，媒体则是各级政府和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疫情的最有效管道。
在疫情的初期，中共官媒为维护中共统治的稳定，集中报导武汉公安对李文亮等八名向公众通报疫情的医生的处理，将早期民间对疫情自发的认识定义为造谣生事和传谣扇动。而在后来，官媒则不断用强制“清零”所带来的抗疫效果证明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至今天，官媒的这种宣传方式终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既然清零效果成为了中共所谓道路自信的证明，那么清零就不再是一个卫生健康问题，而变成了一个中共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即使与病毒共存在海外已经成为一个成功抗疫模式的今天，清零仍然是中共不惜付出经济衰退和民怨沸腾的代价也要达成的最高目标。
而在民主国家，新闻的高透明度使各级政府的决策机构处在一个资讯通达，能够对疫情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有力位置。政府的资讯跟着各地的媒体报导走，美国的白宫往往在下级地方抗疫中心的疫情报告到达之前，就已经从来自第一线的新闻报导中掌握了疫情的最新动态，极大地降低了延误疫情处理的可能性。在疫情爆发的高峰期，各级政府首脑每天的要务之一就是与各级抗疫中心的负责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辖区内的民众和媒体通报疫情。官员们每天抗疫的决策统统都在媒体的观察之中与质询之下，容不得他们有点马虎。
在民主国家，来自政府的疫情信息与来自媒体的报导既相互依赖又各自独立，既相互借鉴又互相监督。媒体的高度自由和政府的高度透明成为疫情期间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点。而在中共的体制下，媒体则是执政党的喉舌，成为为中共统治民众而为虎作伥的爪牙。
生死观之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同
生与死，人生之大事也！疫情的蔓延牵动着个人的生死、家庭的存在，和社会的延续。所以，如何看待生与死的不同价值观，当然也就对不同国度和不同社会的抗疫活动起到了不同的影响作用。这里所说的生死观的差异，不是指东西方文化在生死观上的差异，而是共产主义文化与东西方正统文化之间的差异。
共产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之上的。在共产党人眼里，既没有轮回，也不存在转世。既然用不着考虑下一世的祸福，那么现世的权力也就是中共高官们生存和处世的首要考量。上行下效，在被无神论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中国社会里，现世的成功、现世的利益，和现世的健康和享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各阶层大部分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在这种不考虑死后去向的文化氛围中，当大范围的疫情传播突然来临之时，对死亡的恐惧必然会被放大，疫情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当然也就比那些拥有传统价值观的社会更大。而疫情对统治者——中共所形成的威胁和造成的恐惧必然也就会更大。
在西方国家，特别在一些相对保守的地区，传统的信仰得到了较好的保持。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相信生命中神的安排。既然生与死是神的安排，那么死亡本身的具体过程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在这种豁达的生死观中，生命的本身就仅仅是一段旅程。比这个旅程更为重要的，是完成这段旅程之后的去向——天堂，还是地狱？所以，重要的不是什么时候死和会怎样死，重要的是在死前是否尊从神的教诲做了一个好人。
在一些相对保守的地区，传统的信仰得到了较好的保持，人们相信生命中神的安排。图为2018年12月2日，香港闪跃维港灯影节中一个自由天使装置
毫无疑问，宗教信仰在疫情来临时对社会的稳定是能起到巨大的作用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将美国一些民风保守的地区与比较左倾的地区做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在保守的州如德克萨斯、弗罗里达和一些美国中南部的州，各级地方政府在抵抗疫情时所制定的强制性限制措施都相对宽松，远不会像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之类被左派控制的州那么将疫情看得如临大敌。但即使在那些左派控制的州，人们对中共体制下那些远不人道的抗疫做法也嗤之以鼻。
其实，传统的中华文化中，佛家和道家的生死观与西方的宗教在面对疫情时能起到异曲同工的妙用。老庄的学说认为：人生便如做大梦，人死就像醒大觉。死亡不过是人的真我回到了自己本来的家，所以中华文化中有视死如归的说法。而佛家对生死的看法就更有意思了：古人留下的禅机将人的身体比作一座桥，时间是桥下的流水，而人的真我则是桥上过桥的那个人。禅曰：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秒吧，不是吗？人的一生既然不过就是过一座桥那么一件简单的事儿，那么死亡又何以为惧，何足道哉？
佛家和道家的生死观与西方的宗教在面对疫情时能起到异曲同工的妙用。图为马来西亚华人在吉隆坡唐人街一道观焚香祈祷。
可惜，祖宗留下的精神财富都被那些马列的子孙们给败光了。但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史无前例的疫情却在提醒着我们：都说旧的传统是束缚人性自由的框框，然而在面临疫情的生死抉择面前，却为何越是传统的地方，人却活得越潇洒自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