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件事反证了中国人在安倍遇刺、日本国难问题上的民意和语境，一是中国官媒澎湃新闻驻日本记者曹颖直播中三次哽咽，二是唐山师范学院教师石文瑛发文怒斥爱国网民丧心病狂，结果可想而知，面对铺天盖地的网暴，前者被迫发文道歉，后者被迫删帖之后还被永久禁言。请教马里兰州苏晓康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在安倍遇刺问题上的民意，这种激昂的程度正常吗？
答：中国是一个得了“自卑症”的民族，因为近现代受西方和日本欺负，而民族精神上有一个耻辱的源头在那里，就是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Paul A. Cohen指出，中共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他们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烧，每一次都是官民互动模式。中共一次次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其实是加固一个集权制度，但是，最初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把不是中南海，1986年底，一场学潮刚被弹压下去不久，北大学生因中国男排打败了南韩男排，而在校园里游行，第一次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的报道，因为那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学生闹事”，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说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为什么不懂得“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的新闻单位。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二十年后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围攻西藏人的场面里，中国女孩的小脸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画上一面五星红旗！“零八奥运”也成为中国扬眉吐气的盛会。
二、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不仅与世界文明渐行渐远，而且也有悖于其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许多中国人忘不了当年武汉疫情爆发，中国人只会喊“武汉加油”时，安倍政府送来的捐赠物资上面写的“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工整小楷。现在网上有良知的中国人也在用礼记有关“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教诲来痛斥幸灾乐祸的网民。请教苏先生，如此看来，中国人对安倍的做法的确有些过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您怎么看？
答：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推出一个策略，叫“韬光养晦”，并且由江泽民实施，他干了几件事情，叫中共平顺捱过“六四”危机，非常成功：
1、让党和国家皆彻底腐败、烂掉，即所谓“闷声发大财”；
2、与西方妥协，绝不跟美国搞对抗；
3、师夷之际，也操弄“义和团”于股掌之上；
4、以民族主义替代马列主义，作为执政的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内外二元分离的政策，叫中国人染上一种病态心理，他们在墙内热衷于当小粉红，但是心里却向往西方，千方百计地谋划离开中国，一旦有机会就去西方或日本，过更好的生活，中国的青年，如今是恨死美国，却做梦都想来这个最恨的国度。余英时教授给这种心态起了一个名字：“憎羡交织”。
三、安倍遇刺当天的北京例行记者会上，日本记者就提出了中国网上的过激言论的问题。赵立坚照例摆出一副“皮里阳秋的欠揍面孔”，称“我对网上的言论不予置评”，似乎还表现出一种民心可用的得意。请教苏先生，有人说中国的战狼民意都是战狼外交的战狼发言人煽动起来的，中国人与世界文明渐行渐远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答：“仇日仇美”是中南海三十年的一贯政策，也是一笔生意。
早在1999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那一次，中国就演习了一次官民合办的抗议，政治局紧急开会，竟然同意学生上街游行，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围攻大使馆、烧汽车，几近暴动，外电称“学生怎么同政府配合得这么默契？”从ＣＮＮ电视新闻里看，那些游行示威的北京学生，跟十年前的天安门学运，完全是另一代人，感觉“天安门时代”真的结束了。北京反美怒潮第四天突然收场，显示中共可放可收。
2012年夏天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爆发的反日狂热，表演了由官方操纵的民间“政治参与”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镜：中共二十年来、尤其是茉莉花运动以来，最忌讳街头运动，不惜耗费高于国防费的巨额资金来防堵，今天居然肆无忌惮地“自我导演”一场群众抗议、砸店烧车、蔓延一百多个城市，规模空前。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用“民族主义”就可以把人民玩于股掌之上。
这个搞笑时代，也是“抗战神剧”的高产期，值得一议，所谓“情节雷人台词低俗”，被网友用“四化”形容：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性受到某种禁锢，社会人格的发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区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联网获得长足发展，泛滥无度，以此解释中国人靠低俗、下流过嘴瘾靡然成风，再恰当不过。这绝非仅仅“文化商业化”而已，背后须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英国诺丁汉大学亚洲研究所网上刊物亚洲对话（Asia Dialogue）一篇分析文章统计，2012年中国政府批准303套新的电视剧当中，超过一半的故事是关于“革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反日战争剧本。对制片商而言，只要抗日的剧集申请批文，必定可得，而且制作低成本，日本人毕竟也是亚洲人，导演只需聘用中国的临时演员扮演日本兵，他们大多数都是乡下的农民，每天工资只是7美元。这些抗日剧大多在日间播出，所以观众大多都是退休老人或者乡下人。然而这些电视剧的质量颇受诟病，最典型的例子，是女演员葛天在剧中她把一枚手榴弹藏在她的私处，他的男友在关键时刻把手榴弹拔出来引爆而跟日本军官同归于尽，其引来的评价是“卖弄色情也是爱国”，而很多抗日剧都有被性侵害的中国女子，又构成另一种荒诞。
中国的仇日反美民间活动，多年发展后渐生成为一门数以亿计的爱国宣传生意。浙江省横店盖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影视城，号称“东方好莱坞”，自2016年以来，旅游业的受益达到165亿元人民币。以每年平均计算，单是横店这个影视城就出产了50套抗日电视剧。一个名姓施的临时演员告诉记者，他最忙的一天，需要在8套不同的抗战电视剧里扮演日本鬼子，他当天死了8次。
四、具体到中日关系，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对日仇恨无需煽动，是生来就有的。请教苏先生，果真如此吗？中日交恶到底是新仇还是旧恨？为什么国际社会，包括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网民的这些过激言行如此深恶痛绝呢？
答：安培遇刺身亡，实乃东亚的大损失，也是西方失败的又一节，因为他是一个罕见的日本政治家，可以智慧地处理日本面临二战以后的复杂地缘政治，核心是不怕中共，这个日本侵华的唯一受益者，其背后有一个“东亚论述”，从“现代化论述”，到中日俄三国近代史，以及关于二战（抗日战争）、冷战、共产国际史、中国现代史及改革史等多层次综合课题，也是血火积淀下来的后果，六十年忙乱一场，“非预期”地令一个邪恶霸主在东亚崛起，美国无暇东顾，日本才是地缘稳定的最大因素。
近代的东亚，充满血与火、崛起与衰败、侵略与奴役，皆导源于西欧现代化及西化东渐，刺激了中日俄三国在东亚的现代化竞争。
不止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大清惨败于日本，俄罗斯也败于日本，日俄战争为争夺旅顺而血战，俄国失败后，损失了用作维持其帝国的强大军事力量，自此一蹶不振，国内动荡不安，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革命，12年后便是“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这场革命从此改变世界格局，也在东亚产生极为怪异而错乱的后果：
1、一种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国际”从此与欧美和民主制度对决至今；
2、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斯大林同时扶持国民党和共产党，令其火拼出一个受其控制的中国政权；
3、日本殖民关东后入侵中国，罗斯福与斯大林结盟对决希特勒，需要蒋介石在东亚拖住日军以待美军返回太平洋战线；
4、毛泽东在延安战胜亲苏的王明博古，并保存实力以期下山摘桃；
5、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四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但拒绝“国际托管”，一心反攻大陆；
6、毛泽东向斯大林讨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而苏联因据海参威驻扎太平洋舰队基地，并未失去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7、夺得中国政权的共产党彻底搬抄苏联制度，实行一党专政的计划经济，并为了赶超西方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
8、文革后实行改革的共产党，仍然需要一个仇外的意识形态，开放三十年的假想敌还是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