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最高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等人在《中国工程科学》杂志上刊文，力推智慧法院体系。但一些法律等人士对此质疑，并认为只是为了管控司法人员，在政治挂帅下，此举可能还面临多种风险。
中共最高法信息中心的这份报告“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模式框架和创新实践”，称广泛应用智慧法院系统后对司法文明进步有重要贡献，人工智能将法官的平均工作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从2019年到2021年，为中国公民节省了17亿个工作小时，节约社会成本约3024亿元，相当于中国去年律师费总额的一半左右。甚至称其全面提升了国家司法透明度云云。
从报告中智慧法院的模式框架来看，该系统可以访问警察、检察官和政府的数据库，并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相结合，打通了地方上原来互不连通的信息系统。
最高法信息中心发表“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模式框架和创新实践”，力推广泛应用智慧法院。（网络截图）
《南华早报》报导称，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法官必须就每个案件咨询人工智能。如果法官拒绝机器的建议，机器会要求提供书面解释，以便记录和审计。
大陆独立评论人吴特对大纪元表示，法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会有基于自己经验的判断，如果什么事都要咨询人工智能，这究竟是提高工作效率还是降低工作效率呢？
“而且人工智能做出的行动和反应也是基于被输入的信息以及对人类行为的模仿和学习，它的判断并不必然就是正确的或者比人类更准确的，如果法官为了免去麻烦而盲从人工智能、改变原有的判案决定可能会干扰到法官的正常判案。”
《南华早报》还提到，最高法的全国智慧法院系统迫使每个地方法院将其文件转换为统一的数字格式，并将其数据库连接到北京的中央“大脑”。
吴特认为，这明显是为了加强中共高层对于各地司法判案的控制，可能客观上确实可以起到一些应对渎职和腐败的作用，但也会增加上级机构出于权力或利益动机干涉正常判案的情况。
政治敏感案件 智慧法院司法公正无从谈起
至于政治敏感案件，吴特认为，“中共在编辑人工智能程序的时候肯定也会把政治挂帅的原则输入进去，地方法官出于良心轻判乃至无罪释放良心犯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小，有了人工智能的监控，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了。”
北京的一名法学博士张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也有同样疑虑，“人工智能系统还不是受中共操纵吗？假如在709案和许志永、丁家喜、常玮平案中正直的法官驳回起诉、宣告所有人无罪，而人工智能却把所有这些人的行为设定为犯罪、强求法官对所有人定罪判刑，该怎么办？”
张博士强调，归根结底，中共是不肯实行司法独立、司法公开的，是不肯让司法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国民监督的，却又不得不试图保障最低的司法公正，于是只好采取人工智能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企图既向国民提供最低的司法公正，又确保司法听命于中共。中共的所有公权力运行逻辑无不是这样的左支右绌、扭扭捏捏。
人工智能管控各地判案或带来更多风险
吴特还认为，中共政法系统大面积用人工智能管控各地判案，总结来说会有如下风险：第一，加强了上级机构对下级法院判案的监控，更加便于高层官员出于自身利益人工干涉下级法院判案；
第二，由于所有案卷卷宗都被电子化并被赋予统一格式便于审查，这会增加案卷内容泄露的风险隐患，可能侵犯当事人隐私，也给一些国安案件和敏感案件的保密工作带来挑战；
第三，人工智能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配合会加强目前中共对中国人的控制和监控，使中共打压“有案底”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更加得心应手，类似郑州红码事件这样的事情会更多。
律师：人工智能只是为了监控司法人员
大陆一名不方便署名的维权律师则向大纪元表示，这些人工智能只是为了监控司法人员，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司法公正，只是为了它的权力更集中、更有利于在司法系统实现他们的指挥和意志。
“实际上想在内心上震慑这些司法人员，让他们清清楚楚的、毫无思想来机械执行共产党的指令，而不是根据法律，根据事实来作出一个公正的裁判这样一个目的。”他说。
“在当下和未来短短这几年，不得不作为失信人员可能会越来越多，经济严重的下滑，极度防疫的管控手段导致很多人失业破产，这种会更多，人们都没有高消费了，这个社会危机是化解不了的。即使举出再多的改革、再严的管控都没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