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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罪行录之八十六:红七军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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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中共利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俞作柏、李明瑞之间的矛盾,在广西百色发动暴动,宣布成立红七军。

红七军第一任军长为张云逸,参谋长是龚楚

1931年2月3日,龚在战斗中负伤,往上海治疗,伤愈后前往中共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军参谋长。

龚楚在其回忆录中回忆说,他在三十四师时,发生了两件使他最痛心的事,使他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的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云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当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明瑞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悼!因为七军官兵向来都很团结,虽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在广西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连络,但汪的干部,从没有钻进过红七军来,也没有可能钻进来。他们既没有参加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党员同志是积不相容的死对头。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

龚楚回忆道:“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萃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不幸的事情连续发生,使龚楚对中央苏区的措施,甚感困扰和怀疑?整肃的劫运虽没有临到他的头上,至少也有点不安的心理。他为了要明了更多的问题,特别到长汀去找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和他商谈,他是龚楚多年的老朋友,知道龚楚不会出卖他,所以就把全部真实情况详细的告诉了他。

龚楚在回忆录中说:“综合他的谈话,关于屠杀AB团分子的肃反运动,概述如下:

AB团,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高级人士在南昌发起组织,大约半年后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内,尚有少数AB团分子,自动自发的活动。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展开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闽赣苏区时,这些少数的AB团分子,早已逃出苏区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国军准备进剿江西朱、毛红军时,AB团分子又准备进行活动,以配合国军进剿行动。十月间,朱、毛占领吉安县城,曾搜获一些AB团活动的资料,其中有AB团分子派人送信给李文林父亲所签的收条,因为当时李文林是赣南特委书记,又是东固地方革命领导人物;朱、毛对他并不怀疑,对他父亲也末采取行动。十月中旬,毛泽东以进攻南昌、长沙的失败,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且鉴于当时国军准备围剿形势的紧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他提出反对李立三进攻大城市路线,主张红军回苏区打游击,当时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军政干部所反对,如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第二十军军长刘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领导同志所反对,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撤回赣江东岸苏区的主张。红二十军原是东固工农武装所编成,亦遵命退回东固、富田一带担任对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驻瑞金。当红军全部退回苏区后,毛泽东以李文林家里是东固的大地主,过去领导东固革命斗争既不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采取了阶级妥协的改良主义;现在又积极支持李立三,反对他的主张,非常愤怒,便以AB团的名义,加诸他的身上,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富田、黄陂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复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卢永次坚持要龚楚在他家里吃饭,并告诉龚楚:“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准备送他到大埔附近,你买不买东西?我可以替你带回来”。龚楚问他:“二嫂,是不是再回来?”他说:“不一定再回来,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个星期,将需要买的东西购妥后,我才回来”。当时龚楚提出:“红军正需要购西药,可托她在香港购买。我自己即要买一枝墨水笔和一个手表,并要带五十元给我妻子作零用”。他听了满口答应。

“我为此特和罗炳辉军长商量,在军部、师部的经理处及福建省党部,凑集了一百两黄金,请卢永次的太太购买西药;另外给她二百元,作为购物之用。

谁知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卢永次,就这样堂堂皇皇的以送眷为名,竟一去不返,脱离了中共。但我托他买的墨水笔和手表,却寄到给我,看来他对我总算够交情了,我很感谢他。”

龚楚回忆说。

1934年10月,红军大逃亡后,龚楚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负责率部留在原地进行游击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他们见到我如看到久别的家人一样,不住的流着眼泪,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我见到这些同患难共生死的老同志,内心痛苦极了,明知他们的生命在十天内要完结,但又不敢将秘密对他们明言;我经过考虑后,望望门口的特务员,见他们不住的在喝茶,并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拼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我付过茶钱,乘着马,缓缓地似游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幸而他们没有在中途被拦截,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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