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天，我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的课题是“中国极权主义”。为什么我会对极权主义感兴趣？说清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回答了“为什么我会反对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问题。
八十年代中国进入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特别是对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新生。那时各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激荡、碰撞，对我而言，它们无异于荒漠甘泉，如此清新和香甜。但八九年“六四”的枪声打碎了我色彩缤纷的梦想，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悲痛和迷茫。
很快，中国又被邓小平南巡所掀起的市场经济改革浪潮席卷。敞开的国门、西方的资本、技术以及自上而下的腐败和放纵难的欲望交织混杂在一起。它显然已经不是八十年代那个充满希望的改革开放，而是根植于人性的贪婪而喷发的火焰。
当时我幼稚地相信“加入共产党改变共产党”的观点，开始了我长达九年的银行支行行长生涯。2007年7月，我辞去了银行的工作，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问自己，这九年我如此勤奋地工作，如此廉洁地要求自己，我改变了什么？我改变了共产党吗？回答是我改变了自己，自我淘汰出局。
官场的残酷权斗、无处不在的腐败和穷奢极侈，中共体制就像一个日夜不停的绞肉机不断地吞噬著新的生命。中国宪法所记载的公民权利只是一个个在阳光下破灭的肥皂泡。为什么共产党要在人间建立天堂却最终把人民带到了地狱？为什么腐败像病毒一样无法遏止？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残酷的政治斗争演变为和平的政治游戏？我九年的地区人大代表经历难道只是为赶一个又一个饭局？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中国需要彻底的政治制度重建，从野蛮走向文明。
当我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开始静心研究宪法，希望从中找到破解之法。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追溯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思想家卢梭。在汉娜•阿伦特、J.F.塔尔蒙、卡尔•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卡尔•波普尔、雷蒙•阿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乔治•奥威尔以及徐贲、李慎之等的著作和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邪恶的幽灵，那就是极权主义。
从法国卢梭的“公意”到法国大革命再到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左右手臂,宛如两翼，有着相同的特质并相互融合，最终演绎了二十世纪的人类极权主义悲剧。但中国极权主义有它自己的特质，它隶属于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但吸收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毒素，形成了毛泽东极权主义。文革时代是毛泽东极权主义的充分体现。随着毛泽东的死去，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具有明显的后极权主义特征，而2012年以来的习近平时代则是从后极权主义返回极权主义。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是在毛泽东极权主义的基础上借助了高科技数字监控技术。
在美国法学院的学习和思考促使我站出来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本质，也决定了我踏上了政治流亡的不归路。从行长到律师再到政治流亡者，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从共产党官员到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政治觉醒和心灵拷问的历程。
中共二十大将为习近平极权主义拉开序幕，中国再次将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它发生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后和西方文明世界告别从绥靖政策玫瑰梦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中国的军事恐吓中出访台湾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世界不吃中国极权主义这一套。
习近平希望画一个完美的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他自己极权主义复兴的圈，但历史却在画另一个圈，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的中国极权主义分崩离析的圈。我坚信文明必将战胜野蛮，宪政民主制度必将战胜极权暴政，但我也知道中国和世界将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远没有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