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暴动失败后,中共在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由其控制的苏维埃政权,这些地区又称“苏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地跨赣闽粤三省的“中央苏区”。
在苏区,中共利用地痞无赖充当积极分子,“打土豪,分田地”,进行所谓“土地革命”,当地百姓惨遭欺压蹂躏。
曾在苏区任红军高级将领,后来脱离中共的龚楚回忆这种情形说:“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
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
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
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中共掌权,流氓当道,给苏区百姓带来了怎样的劫难?龚楚在他的回忆录中举了下面两个例子。
他说:“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这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933年7月。龚楚回忆说:“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北上逃窜后,投靠中共的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龚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