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
1964年9月，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出土了一块墓碑《谢鲲墓志》。经专家考证，谢鲲乃东晋宰相谢安的伯父，系东晋初年名士。他的墓志立于公元323年11月，质地是花岗石，志文共67字。《谢鲲墓志》字体扁方，笔画舒展自然，撇与捺的收笔向上翻挑。刻工精妙，用笔遒劲，笔体较多地保留了汉代隶书质朴的气息。
4个月后，1965年1月，又在南京燕子矶人台山出土了《王兴之夫妇墓志》。专家考证，王兴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堂弟，比王羲之小三岁。《王兴之夫妇墓志》两面刻字，一面为王兴之墓志，另一面为王兴之夫人墓志。墓志共130字，字形方正，结体紧密，笔画挺直，被专家称为“方笔隶书”。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两大家族两块墓志的相继出土，很快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他把两块墓志与王羲之的《兰亭序》反复对比，结合自己的书法体会，很快写出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石破天惊地得出结论：《兰亭序》不论文字还是书法均非出自王羲之之手。
文章先后在1965年6月的《光明日报》及这一年第6期的《文物》杂志上发表。在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论著中，郭沫若大胆论断：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写，而是他的第七代孙智永和尚伪造的！
此言一出，当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但鉴于郭沫若在史学界的地位，很多专家虽然不同意郭沫若的论断，却不敢公开出面与郭沫若论争。如果一直这样万马齐喑，今天的出版书籍和教科书上，兰亭序书法和文章的作者，就都改称智永和尚了。
然而中国这块土地上，真还有胆子大的，这人便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眼见众人都不做声，高二适伏案疾书，很快便写成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中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江苏东台人，擅长草书，其书法狂放恣肆，自具一格。批驳郭沫若论点的文章写完后，高二适便将它寄给了《光明日报》，没想到稿件却被编辑部退了回来。性情耿直的高二适气愤之下，索性拿文章寄给自己的老师章士钊，请他把文稿转呈毛泽东，以求得到公正对待。
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推荐高二适的文章。7月18日毛泽东答复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说：“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了《光明日报》总编辑，表明同意在报纸上组织讨论。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才在1965年7月23日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几千字的影印手稿也在第7期的《文物》杂志上给予了转载。这篇与郭沫若唱“对台戏”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兰亭论辩”。
短短半年时间，就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文物》等各类报刊上。除郭沫若自己的文章外，还有大量支持郭文观点的学者、书法家，如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也纷纷撰文跟进。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抗战时期就和郭沫若相熟，郭当时对《兰亭序》的看法和他后来写的文章大相径庭，商承祚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场“兰亭论辩”，郭沫若虽然表态说“欢迎大家讨论”，但对高二适首先“发难”仍颇感不悦，他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
郭沫若除了亲自撰文反驳外，还通过文艺理论家阿英（钱杏村）告诉启功：“郭老叫你写一篇文章，响应郭老的观点。”启功便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交给郭沫若审阅，郭立即送《光明日报》发表。启功在文章中说：“余曾固执以为《兰亭序》乃大王真迹，自从看了郭老的文章，说二爨和《丧乱帖》有一脉相通之处，我的理解就活泼多了。”然而文革结束后，启功却一反前言，表示当初是“言不由衷”。
有人对此却坚守沉默。陈叔通曾鼓励书法家沈尹默参与论辩，沈回信说：“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坚决地表示了拒绝。
在这场论辩的幕后，有许多操作与学术完全无关。事情的缘起，最早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将江苏省送给他的“王谢”墓出土的墓志拓片转送给郭沫若，让他写篇文章。原以为可以一锤定音，没想到高二适不惧权威，冒险犯难，著文驳议，毛泽东又建议公开发表。架势拉开，不能不回应，于是康生再次提供材料，亲自整理出五条史料，交给郭沫若作为反驳的重要依据。郭也心有灵犀，将自己写成的文章初稿送给康生审阅。康生回信给予高度肯定，同时向郭通报了毛泽东的态度。毛问：郭老的《兰亭序》官司能不能打赢？郭得知消息后，当天就把新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呈送给了毛泽东。
康生不但通报上层信息，还亲自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他对北京发表的几篇文章都不满意，尤其是北图研究员赵万里的文章，批评说“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有敷衍之嫌。于是派人到上海，请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权威徐森玉写篇文章。徐森玉认为支持郭沫若容易，但要驳倒高二适难，为了交差，就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兰亭序〉真伪之我见》，既支持郭沫若，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
高二适对论辩背后的暗中运作一无所知，仍老老实实地著文反驳。但尚未来得及发表，而文革爆发，论辩就此中止。
六年后，余兴未尽的郭沫若，又在1972年第2期的《文物》上，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找到了“新的证据”，称1965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还用了大量篇幅驳斥章士钊的“非伪说”，原因是章士钊在他刚出版的《柳文指要·柳子厚之于兰亭》书中指出：兰亭盛事，如果没有王羲之，则清流急湍、茂林修竹，都会埋没于空山之中。有人持一己之说，想否定王羲之是兰亭序的作者，是办不到的。
面对郭沫若的驳斥，92岁高龄的章士钊，约请高二适代他写一篇反驳文章。高二适于是撰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但这篇论文，因章士钊赴香港治病并于1973年7月逝世，没能发表。
因为郭沫若宣称，《兰亭序》真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即编纂了《兰亭论辩》一书，书中收录了有关真伪之辩的文章18篇，按立论不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郭沫若及其观点相同的文章15篇，下编则仅只保留了章士钊、高二适和商承祚的3篇文章。
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兰亭论辩“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把原本纯属学术上的不同看法，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对此，高二适曾愤愤然说：我怎么就唯心主义了！
如今，高二适和郭沫若两位学者都已相继作古，他们之间的那场“兰亭论辩”，因为谁也无法说服谁，到今天仍无定论。然而，除学术界外，郭沫若的观点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了。主流的看法依旧认为，王羲之是《兰亭序》文本的作者，书法兰亭序的真迹也是存在过的，只不过在唐太宗的昭陵墓中做了陪葬品罢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版本，虽然都是临摹本，却并不能因此否定王羲之是它的作者，更不能轻率结论，《兰亭序》的作者另有他人。
资料来源：
1、馨心斋主《毛泽东与〈兰亭序〉和“兰亭论辩”之探微》
2、《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的作者究竟是谁？》
3、兔小利《兰亭序不是王羲之写的？揭秘兰亭序真假之谜》
4、百度百科《兰亭集序》
2022-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