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司马璐自己也尝到了挨整的滋味。整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领导，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
在当时的延安，懂图书馆管理的人很少。因为司马璐学过一点图书馆管理兼有少许经验，1938年5月，他被任命为抗大图书馆主任。
在抗大图书馆总馆及分校图书馆工作的当时一共有十余人，除司马璐以外全是女性，其中有几位长得很美，往往成为中共高干追逐的对象。
司马璐回忆说，“我印象中有一位沈同志，名字不记得了，身材消瘦，戴着深度眼镜，很能干。有一位叫纪潜，也不错，邓拓常来图书馆看她。有一位叫苏蕙，她和她后来的爱人方方都是华侨。有一位叫夏森，当时的副校长罗瑞卿，训练部长陈伯钧对她都有兴趣。陈伯钧是江西苏区肃反AB团的小英雄，自恃毛泽东喜欢他，常常叫图书馆的女同志‘个别谈话’，往往一去数小时。我曾以妨碍工作为理由加以阻止，陈伯钧对我的态度十分粗暴。他明白地对我说，‘你要端正对领导同志的态度’，‘我找谁谈话，你无权管’。我要解释，他用手指着我要我出去。”
在抗大图书馆当时的众多女性中，夏森是最漂亮的一个，生的一对多情的滴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一副迷人脸蛋儿，她不多笑，不多说话，一举一动都引人入迷，笑的时候，甜而美，两个酒涡微微露出，举止很文雅，从她的微笑和目光流转中就使人感到，她不仅美丽，而且是位极聪明的女孩子。
司马璐与陈伯钧的冲突传出后，有的人说：“这是三角恋爱呀？”有的人说：“马义（司马璐当时的名字）怎么能和陈部长争呢？”有人劝司马璐：“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算了，死了这条心吧？”
有一次，贺龙到抗大对罗瑞卿说：“介绍个女同志来玩玩嘛！”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司马璐听到了。他对一个女同志说：“这里不是窑子。”“窑子”就是妓院的意思。有人把话传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罗咬牙“哼”了一声。
有些高干认为，司马璐置身在抗大图书馆这个“女儿国”，中，又喜欢和女性说笑。他对女下属或者说了些重话，或者加以干涉。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司马璐成了“假想情敌”。更糟糕的是，不久，他这个高干心目中的“假想情敌”，又逐步升级为“假想政敌”，成了政治斗争手段的打击对象。
“我接受中央组织部的审查，他们要我写自传，从祖宗三代写起，这对我的确是个大难题。我怎样到这个世界来的？我的上一代也说不清楚，何况写三代？于是他们就要我交代我在镇江从国民党监狱中放出，是否写过悔过书。我说没有。是否自首过？我说没有。到延安后是否参加过一个叫‘新哲学研究会’的小组织？我说没有。”司马璐说。
当时中共审查党员有一条标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悔过书争取出狱，只要坦白交代，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认为这是骗国民党的技巧和斗争手段。而司马璐坚持说自己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觉得难以置信。
这之后，司马璐被送到边区保安处，一谈三小时，从他的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经过，同某些人的接触经过，等等。审问的人，有的粗野，有的斯文，轮流替换，绕绕圈子又重复叫他老实交代。
“你说，你照直说吧，这里没有别人，没有关系，我总帮你忙的，‘新哲学研究会’会员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你赖是赖不掉的。我相信你也只是被骗参加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
“我委实一点不知道，要我说什么？”
他狠狠的望了司马璐两眼，又接上去说：“你好好说出来，立刻放你回去，否则的话，哼哼……”
一会儿，一位面目姣好穿着整齐制服的中年人走进来，立刻，审讯司马璐的那位干部就回避在一边，进来的人叫周兴，当时是边区保安处长，他对司马璐怒目而视，最初审讯他的那位干部又走近来，轻轻在周兴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于是他阴险的对司马璐说：“你就在我们这儿住几天吧。”
接着，司马璐就失去了自由，还被换了一身囚衣被带进一个漆黑的窑洞，里面连他一共关着十一个犯人。
犯人是被规定要劳动的，他们这一组是派在挖新窑洞，由武装士兵押着，一早就在警笛声中，匆匆集合出发工作，其中有几个犯人罪嫌较重，身上被套上红色的外衣。除了偶尔相骂以外，犯人间不准交谈，所听到的只是一片“砰砰”“沙沙”的声音。
第五天，周兴把司马璐叫去，对他说：“你的问题我们需要迅速解决，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他说了一通，走了。另一个干部接着说：“照直说了吧，在我们这里，铁打的，钢铸的，都要软化的。”
司马璐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用一根小棍子把司马璐没头没脑地打了几下。然后，他吆喝一声，几个人把司马璐拖到凳子上，双手吊起，大腿用绳子绑在凳子上，下面放砖头，上面坐着大汉，然后将他的小腿往上撑，骨头吱吱地发出响声。他们继续问司马璐说不说，司马璐委实说不出什么。“不知怎的，眼泪夺眶而出。我除了感到痛苦，并无怨言。因为我当时自信对共产党的忠诚，应该接受这种严厉的审查和考验。不过我那时毕竟还是个孩子，稚气未脱，也缺少从容就义的勇气，终于哭出声来。”
他们给司马璐松了绑，还对他说：“哭什么，还没有对你来真的哩！”
他们又继续对司马璐进行疲劳审问，他对他们说：“同志们，我为了革命，参加党，受过千辛万苦，冒着无数艰险，为党工作，今天你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对党依然没有怨言，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我是党的好儿女，我以为党为了保卫革命利益，对敌人的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要求你们郑重的处理我的案子，如果证明我确有叛党行为，我愿以生命抵偿。”
两个月以后，边区保安处对司马璐审不出结论，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情况下，把他退回中央组织部。离开边区保安处的时候，他奉命具了一个结，不得将内部的情形泄漏，否则要受革命纪律最严厉的制裁。
在结束这个故事的讲述时，司马璐说：“我的冤狱是罗瑞卿一手制造的。在这场女儿国之灾中，我差一点儿送命。同是这个罗瑞卿，1955年亲自逮捕了潘汉年。同是这个罗瑞卿，在文革中由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上海将他逮捕。罗瑞卿与潘汉年的政治命运颇多相似之处，冤冤相继，‘请君入瓮’，历史果真有因果报乎？”
2022-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