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美中综合国际对比态势正在进行新的研判，由此可能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2022年3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通话
8月25日晚间，拜登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说，世界局势正处在不断变化当中，其中中国所处的局面是，习近平和中国人民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走向。这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拜登政府对中共走向的判断是否正在调整？
VOA在报导时提了一句：“拜登总统在讲话中没有详细说明他做出这种判断的具体理由和信息来源。”不过，分析拜登这次讲话内容和美国近期对华政策动向，似可发现其做出判断的两种信息来源。
第一，拜登与习之间的直接交往经验（这类经验对领导人决策具有不可替代性）
拜登讲话中提到，他是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相处时间最长的世界领导人，过去12年来曾经与习近平单独相处超过78个小时，其中68个小时是面对面的接触。的确，拜登还是奥巴马政府（2009.1—2017.1）的副总统时，就开始与习近平打交道，2012年初爆出的王立军事件中还支持过习，曾希望习领导中国变革。不过，拜登2021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对习的评价就一直在改变。例如：
（一）在2021年2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采访中，拜登谈到习近平时说，“他很聪明。他非常强硬。”“他没有——我的意思不是批评，只是现实——他的骨子里就没有民主。”
（二）2021年5月28日，拜登对从阿富汗撤军的美军发表演讲，称“我们正处于一场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战斗”。当中拜登提到：“我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任何世界领导人都多，与他进行了24小时的私人会面，只有一名翻译，与他在中国和这里旅行了17,000公里。”“他（习近平）坚信，在2030年或2035年之前中国将拥有（own）美国，因为专制国家可以迅速做出决定。”
（三）2021年6月16日，拜登和普京日内瓦会谈后的美方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他是否会以“老朋友对老朋友”的身份给习近平打电话时，拜登说，“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我们称不上老朋友，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不过，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与拜登的首次视频会晤开始时，仍用“老朋友”一词来打招呼。）
这些评价，表现出拜登对习、对中共的认知发生了一定改变：（一）不再寄希望习会领导中国变革；（二）中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中之间必然展开“极端的战略竞争”；（三）竞争又是建立在价值观对立的基础上的，具有根本性和不可妥协性，虽然美方不希望滑向冲突和战争。
这虽然从川普（特朗普）政府2020年新冷战的立场后退了，但与时任总统奥巴马2016年发表的观点——虽然中共会在未来数十年内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但衰落的中（共）国比崛起的中（共）国更可怕——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二，美国战略情报部门对美中综合国力对比态势的研判
2020年的大选事件和大瘟疫的重创，使美国陷入深刻的危机中。2021年拜登就职时，悲观失望情绪弥漫美国。一些智库预测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日期将大为提前。中共呢？一派洋洋自得。2021年1月11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高调宣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东升西降”论喧嚣一时。中共对美态度强硬，从阿拉斯加高层会晤中的发飙到天津会谈提出“两张清单”“三条红线”，气势嚣张。
不过，进入2022年，三大因素明显导致美中攻守换位。（一）拜登政府的“联盟战略”开始发挥作用，全球产业链重组加快，中共战略处境显著恶化；（二）在俄乌战争的错误站位，使中共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大输家；（三）中共极端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重创经济，民怨沸腾。
美国政界、学界开始意识到，中共已经无可救药地进入快速衰亡的新阶段。例如，美国重要杂志《外交政策》最近的一个专辑，以“亮点：中国正在衰落吗？”为主题，搜集了过去几年间一系列的文章，阐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即将让世界了解衰落的细微差别”，探讨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裂缝等等。
《华尔街日报》8月中旬亦刊发社论说，中国经济正在为领导人的政策错误付出代价，7月份的中国经济数据以及当局祭出的刺激政策表明，领导人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经济下滑。
VOA6月9日发表的《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美国或需改变对华战略判断》一文则指出，（一）当前中国困局非同以往，因为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治理模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多年积累下来之后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地步；（二）长期以来的广泛共识——中国经济将会持续高速发展，崛起不可逆转——已经倍受质疑，而对中国经济基本走向的判断直接涉及到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基础。
事实上，美国战略情报能力之强大，毋庸置疑（虽然也犯过不少错误）。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事，拜登政府去年10月份就已经提前“战争预警”了，当时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不相信；不过，战争的爆发使轻视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年6月4日，拜登指出，独立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中国经济，自1976年以来，即近半个世纪前至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似乎，拜登政府对美中综合国际对比态势正在进行新的研判，由此可能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以往“华盛顿致力打造的是一项以中（共）国崛起为基础的对华战略”，现在需要的是如何应对中（共）国已显衰落的战略。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威尔基甚至走得更远，他撰文说，中（共）国正在迅速步入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而习近平政府不知道如何应对；美国可以像塑造苏联一样塑造中（共）国的崩溃。
似乎，拜登政府正在探索对华政策的多种可能。举例而言，几个月前拜登政府就放风，考虑取消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以缓解美国经济面临的高通胀问题，但一直没有动静。表面上看，有中共环台军演和美国中期选举的因素；但深层看，拜登政府可能认为陷入经济困境的中共更渴求取消加征关税。
在中共“二十大”前夕、习近平谋求三连任的关键时刻，拜登说：“他（习近平）不确定要怎么做……过去的广告招牌是什么？‘来中国投资，你有巨大的人口市场。’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那么确定这种能力了。中国方面对他们的未来感到非常、非常的不确定。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不确定。”
这包含的潜台词实在太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