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中共二十大召开日期确定，而其内斗却不会因此停止。伴随着中共各地防疫政策的再度收紧，与习近平政治前途牢牢绑定的“动态清零”，再度成为其党内政敌的活靶子。
虽然习近平掌握着中共的所谓“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但是中共体制内大量的贪腐官员，真正怀念的却是能够“闷声发大财”的过去，这就是为什么还有相当多的官员怀念江泽民时代的原因。
在前苏联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历史，赫鲁晓夫上台后，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里面装多少钱完全由斯大林决定，但是必须严格保密，这是斯大林收买高级官僚的一种手法），被取消的还有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
更关键的是，赫鲁晓夫还实行了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这无疑是“釜底抽薪”，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这极大触动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他们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最终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显然，经历过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中共官员们，不管表面上多么肉麻的吹捧习近平，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和当年的苏联官僚们没有任何区别，类似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
习近平的防疫政策，显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由充分的活靶子。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控制下的一些大外宣，近日突然步调一致地开始对此猛批。
《南华早报》前主编王向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和读者分享了他的“悲惨经历”，讲述他全家在最近的海南之旅中，“犹如游牧者一般，追寻回家之路”。他们先是被困在了海南，然后又被困在天津，只为等待北京健康码弹窗解除，准许他们回家。
他介绍，旅途中的遭遇，让他想起了6月发生在河南的丑闻。他说，“当时，当地官员操纵健康宝系统，通过精准赋予红码，阻止存款丑闻受害者到郑州上访抗议。”
文章的最后，他发出惊人之语，“在政府看来，健康码在疫情防控和管控人员流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想象，即便疫情结束了，当局也不大可能轻易放弃这些权力“。
另外，《香港01》则发表了一篇安邦智库的文章，标题是《安邦智库：中国到了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的时候》，而另一篇文章则提醒人们《从成都静默说起：二十大会是优化防疫政策的时间窗口吗？》
英文的《南华早报》则报道，习近平的防疫政策造成失业危机，青年人失业率从1月的15.3%上升到了7月的19.9%。
抢占道德、舆论制高点，进行政治宣传鼓动是这些中共大外宣的”基本功“，这一次他们给中共的现任总书记用上了这一”宣传武器“，显然他们很有意愿把习近平变成当年的“赫鲁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