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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斌:关于香港的“司马璐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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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香港的自由,身受其惠的司马璐颇多感慨。他说:“香港是我一生中初尝‘自由’禁果的地方。在中国大陆,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在香港我也写文章批评港英当局,但是从没有惹过一天牢狱之灾。”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朋友赠送司马璐《香港组曲》唱片,这是大陆音乐家符任之作曲,古振辉作词。司马璐说:“这乐曲其中的一段,很像当年流行的《延安颂》。《延安颂》歌颂的是‘革命圣地’,《香港组曲》则把香港歌颂为‘自由圣地’,所以我称这个组曲为‘香港颂’。

承载着香港殖民地的历史,于七、八十年代在香港盛极一时。香港落入中共之手后,“东方之珠”昔日的自由光芒日趋暗淡。(宋碧龙/大纪元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的才华和事业在中国大陆遭受扼杀,而在香港却获得发展昵?为什么近代中国的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或是产生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或是产生在殖民地的香港呢?为什么曾经被慈禧太后称为‘不毛之地’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东方之珠’呢?”这是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其自传《中共历史的见证》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也是很多在香港住过的中国人都思索过的一个问题。

司马璐18岁时加入中共,19岁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馆长,20岁担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后脱离中共,对中共历史深有研究,被称为中共党史专家。

1949年12月24日晚,司马璐为逃避中共的迫害,从上海到了香港。当时中国大陆正是大战之后,田园荒芜,经济凋蔽,人心惶惶,前途迷茫。香港已开始战后的复兴,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我初到香港时,见到书店报摊摆着左中右各式各样的读物,对于一个有理想、酷爱知识的青年来说,真有从地狱走进天堂的感觉。”司马璐说。

这之后,司马璐在香港生活了整整三十多年,对香港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英国人统治香港,留下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自由。在他看来,英治时代的香港是中国人享有自由最多的地方,堪称“自由圣地”。港英当局对于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不分左右,一视同仁。无论是左的、右的、中间的人,都可以把香港作为“避风塘”,作为自由的讲坛。政治上的反对派,学术上的精英,技术上的专才,工商经营的好手,都可以在香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正因为如此,中共建政后,许多不堪忍受其暴政的大陆人纷纷逃往香港。据司马璐介绍,满清当年割让香港给英国人前,香港地盘上的居民只有二百多人,为海盗张保仔所盘据。香港以后人口的变动,都与中国政局的动荡有直接的关系。1842年英国初占香港,人口上升到5600多人。1854年,太平天国迫近广州,香港人口骤增至英人初占时的10倍。抗日战争开始后,香港人口增至160万。日占香港时期,港人大批内逃,香港人口减至50万,战后国共内战再起,中共政权建立,香港人口为230万。其后经过中共的“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1962年的大逃亡、文化大革命,香港人口直线上升。中共宣传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人口己达五百多万。1989年“六四”以后,香港人口冲过600万。到二十一世纪初,香港的人口增至700万以上。因此可以说,将近两倍的香港人是在中共建政后从大陆逃亡或者移民香港的。

谈及香港的自由,身受其惠的司马璐颇多感慨。他说:“香港是我一生中初尝‘自由’禁果的地方。在中国大陆,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在香港我也写文章批评港英当局,但是从没有惹过一天牢狱之灾。”

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朋友赠送司马璐《香港组曲》唱片,这是大陆音乐家符任之作曲,古振辉作词。司马璐说:“这乐曲其中的一段,很像当年流行的《延安颂》。《延安颂》歌颂的是‘革命圣地’,《香港组曲》则把香港歌颂为‘自由圣地’,所以我称这个组曲为‘香港颂’。

‘啊,香港!

你这繁荣的市场,

你这富裕的金仓,

你这美丽的海港,

你这自由的乡邦!

啊,香港!

哪里去找,

你这自由之港!

自由之港!’

《香港组曲》中一再重复的是,代表香港精神最主要的元素是‘自由’。《香港组曲》最后几句是:

‘香港人自由意志强,

创业的豪情壮,

使这个小小海岛,

充满着热核的能量!’”

然而,香港落入中共之手后,“东方之珠”昔日的自由光芒日趋暗淡,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更是成了大陆的一个省,再无任何自由可言。而没有了自由,香港就像没有了灵魂,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司马璐如果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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