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占领运动虽由戴耀廷教授倡议，但最终却是因一些年轻学生冲进公民广场启动。带动雨伞运动的主要是年轻人。
2016年鱼蛋革命，全由年轻一代发动和参与。
香港民主派自2003年就开始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争民主，主要群体性活动就是每年元旦和七一的游行。组织游行的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这团体包括约五十个组织参与。2003年五十万人的游行规模最大，跟着每年至少两次游行，延续十多年，游行示威成为香港的地方风采。但在中共从暗到明的政治干预下，市民的民主权利不仅没有寸进，反而体制内的民主力量越来越薄弱。民阵每次大游行照例拉横额、喊口号，政党在路边摆摊募捐，游行后人群散去，第二天人人照常上班上课。一切都是老样子，人民依旧无权，政府向中共倾斜愈甚。
2010年后，本土派崛起，但在议会中的民主派仍然都是老一辈的大中华派。他们在选举、舆论中，排挤以年轻人为主的本土派，常污蔑本土派是中共奸细。在被排挤和敌视的情况下，年轻人对民阵的游行也不参与了。民阵游行人数逐年下降。
2019年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后，民阵在三月底举行过一次反修例游行。参加者据称有12000人，社会反应并不激烈。
4月28日，民阵发起第二次游行。集合地点在闹市的东角道，那里可容纳的人数不多。民阵估计不会有太多人。谁料参加人数大幅上升，挤爆了现场。游行在3时45分起步，结果末端到6时才出发。民阵宣称有13万人参加，是林郑月娥上任后人数最多的游行。
原因是政府中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要修订逃犯条例。一桩一年前在台湾发生的命案，明明有现成的法例可以把香港的逃犯移送到台湾，而且也有过先例，为什么要以此为借口，把不容许将逃犯移送中国大陆的“除外”条款去掉？目的不就是要依从中共专权政治的意愿，把异见人士送去大陆受审受刑吗？
特首林郑、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长李家超被称“修例三人组”。他们表示是要修补逃犯条例的漏洞，但又无法解释包括法律界在内的各界所提出的问题，对西方驻港机构提出的质疑也没有回应，甚至对所有提出异议的团体和名人都拒绝见面商讨。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年轻人决定不计前嫌，参加民阵的反送中游行。这是4月28日游行人数暴增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各大专学校以至各中学，都成立了反送中关注组，各社团及学校的反送中联署风气云涌。民阵在6月9日发起第三次反送中游行。由于估计人数会很多，因此将集合地点定在可以容纳最多人的维多利亚公园。
为呼唤市民参加这次游行，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在港九新界各区进行动员。他们自费印刷宣传单张，在各区的街道设街站，用喇叭向市民解释“修订逃犯条例”的要害，为什么修例与香港每个市民都相关？为什么要参加6月9日的游行？
一个滂沱大雨的傍晚，在北角的一个街口，几个年轻人冒雨向路人派传单，同时用扩音喇叭讲解。我向一个十多岁的女生说，你们这样淋雨会感冒的，去商场避一避再出来吧。她带着天真的微笑对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啦！
我被他们感动。我相信也有其他人被感动。有一位住新界的朋友说，他看到一个弱质彬彬的小女生，一个人背着一大袋宣传品，走长长的路送去街站。他说要帮忙，那女生说：谢谢，不需要啦！
如果说前几年的两次运动表现出了年轻人的勇气的话，反送中能够动员几乎半个香港的市民直接间接参与，则归功于年轻人的包容。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维护香港固有价值的本土派。泛民主派批评和攻击他们所支持的本土参政者，就等于攻击了他们本人。但在反送中的目标下，他们不计前嫌，全力动员同学、家人和广大市民，一起参加由和理非的民阵发动的和平示威。一夕间扫除民主派的分裂现象。
反送中在其后表现出的民主派的相互包容，相互支援，这种“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特质，是由年轻人在6月9日之前的表现形成的。在反送中运动中，分裂不再存在，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抗争手段的分裂，或世代的分裂，都不复存在。而这种改变，是我之前从来不敢想像的。
那时候政权之粗暴，和立法会建制派占多数的形势，使香港绝大部分人觉得抗争是没有胜算的。
我在6月7日发表文章说：“我们走出来，不是因为觉得有希望，而是没有希望也要走出来；不是因为相信人多就可以成功，而是不成功也要走出来。”
在年轻人动员下，6月9日的示威人数达到破纪录的100万人。（196）
图，2019年4月28日反送中游行，市民高举绑住的双手，象征恶法通过后将失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