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leen原是中国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今年8月来到美国。她因为营救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家人，身份证被打上了“×教人员”标记，多次受到中共大数据追踪迫害。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Eileen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小孩。Eileen的母亲是法轮功学员，用“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孩子，这让Eileen从小品学兼优，学业和工作都很顺利。
几年前，当地很多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被迫害，Eileen的母亲也被抓了。Eileen因出面营救，整天去公检法这些部门，竟被标记为“×教人员”。
“我当时不愿意报身份证号。现在大数据，他拿那个机器对着我的脸‘啪’一扫，我所有的信息都出来了。”Eileen还听律师说，大数据是全国的联网工程，现在人工智能（AI）发达，系统做了人脸识别，监控系统能拍到法轮功学员的脸并报警。
Eileen本人也在网络公司工作。她了解到一些做互联网的公司，专门给政府做这种所谓数字化工程、政务处理。
自从Eileen的身份证被标识后，她经历了三次被中共大数据追踪的迫害。
Eileen因工作关系，需要经常出差。2020年，全公司管理层在一个南方城市出差，在高铁站入口进站处刷身份证的时候，别人都过去了，警察就把她拉到旁边不让通过。
Eileen猜测是不是因为疫情盘查，结果警察还支支吾吾的不敢说，好像做了邪恶的事情有些害怕。后来他们就说出了原因，她的身份证信息有“×教人员”。
警察给她拍了照，放她走了。“那一次我就知道我的身份出问题了，心理压力很大。”Eileen说。
第二次是去北方一个城市出差，她一刷身份证，发现进不去火车站，机器发出滴滴的警报声，然后警察马上来了，拿着她的身份证，把她带到了一个小黑屋里。
小黑屋里有好几个警察。Eileen问：“你为什么把我叫到这来？”警察态度恶劣，并说：“你自己你不知道吗？！”警察让她去当地派出所报到，写“三书”。Eileen说，“我为什么要写三书？我不写。”警察就一直威胁她，直到火车开车前才放她走。
这给Eileen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警察和Eileen老家当地的派出所通了气，此后她经常受到当地派出所的骚扰。
第三次Eileen在南方城市出差，国保就直接上门敲门了。“我心里一惊，打开门真的是警察，两个国保的和小区的社警，他们来盘问情况。”Eileen说，“邪党搞大数据，现在法轮功学员走到哪都是被标记的。”
“我一到他们这个城市，我在什么时候住过酒店，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暂时要住在那边，就录入他们系统了。警察说：你知不知道你老家的、还有你工作所在城市的，到处都在找你？”
还有一次，国保直接跑到Eileen的公司里面去骚扰她，而且还是跨城市跑去的。“他们以我家人案件的名义，找到办公室里来了。其实是来威胁我。”之后，Eileen被逼得换了公司。
此外，时不时、过年的时候警察就会打电话，还跑到亲戚家去问她的情况，让她去派出所去签“三书”，说是“清零”：“你是挂在我们系统上的，要把你解决掉。”
Eileen说：“他们意思是：你要写了保证，还要过一年还是多长时间，然后看你态度如何，他才会把标记清了。”
几年来，Eileen居住地所在城市的、出差城市的、老家的警察都会找到她。“这种压力是就让人会彻夜睡不着觉。你就感觉真的随时在它们监控之下，没有自由的二等公民，被他们迫害的。”她说。
Eileen说，“其实没有迫害的话，我们在大陆完全可以成为佼佼者。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迫害，让人没有正常、安宁的生活环境。”
虽然Eileen一直在努力地营救母亲，但母亲还是被判刑了。“其实公检法人员很多他们也都明白真相，但是他们为了自己手里的饭碗，他要那么做；还有一些就是不明白真相或者愿意跟着邪党走，很邪恶的。”她说。
有一次，Eileen去看望被关押的家人，站在高墙外面，忍不住流泪了。“明明自己的家人在做好人，还被锁在这个高墙里面。为什么修大法，信仰这么好的，还要被这么的冤枉？还要被关在高墙里面？觉得特别心酸，特别痛苦。”
看守所也不让家人见面，只能请律师。Eileen记得开庭前一天，她跟律师想再对一下案情，看一下辩护词，结果她们刚上楼，警察又来敲门了，让她们把酒店的门打开。
“大数据就是你一举一动完全在它的监控之下。”Eileen说。
今年8月，Eileen获得了留学签证，乘坐飞机时没有遇到安检问题，顺利到达美国。
中共用大数据手段控制人引众怒
记者此前报导，近年来，中共大力发展数字监控，各地政府耗费巨资的大数据工程招标正在招标建设中，但是这套系统并不完善，包括监控摄像头也经常坏。
Eileen也认为，它的大数据很多时候也很low（很差），经常出错。尤其是疫情监控经常搞错，朋友圈有人没去过国外的，却被搞成红码，然后拉去隔离14天，后来一查原来误搞成人家去过国外了。
“而且它的大数据没那么发达，好多时候就搞一刀切。比如你从外省过来的，没有去过疫区，它也先给你黄码了再说。黄了之后，社区会打电话，各种盘查、核实、测核酸，然后手工给你变绿码。”她说，“这种大数据手段，一个健康码又把人控制了。”
Eileen表示，疫情也让很多人看清了邪党的真面目。它动不动就封城、隔离，严重影响人们的出行和经济发展，很多人失业、被裁员，老百姓就感觉看不到希望；而且当局现在越来越左，又要搞闭关锁国。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清醒了，很多也感觉到绝望，就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因为邪党的这种邪恶、这种迫害，还有这种钳制言论、颠倒黑白，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她说。
今年3月，上海爆发疫情，Eileen因为有朋友在上海，比较关注当时的情况。她举例说，上海封城已经这么惨了，人都要饿死了，当局还在频繁的删贴、封号。
“这次上海封城有一篇转发量非常高的文章——《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是在网上刷屏的一篇文章，因为是上海人写的切实的感受和处境，当时评论第一的贴子获得78万的点赞，说‘这篇文章如果被删，删的人不得好死’。但是腾讯还是把它删了。这个时候大家是多么需要发声啊，这些大公司非要做这种助纣为虐、删帖的事情吗？”
Eileen介绍，腾讯有一个部门叫信息安全部，它有两套系统，一个是科技类的大数据，去做一些字段数据的识别，把各种字段不停的优化到系统库里面，使用机器自动算法；还有人工的辅助团队，7×24小时工作，几班倒的，随时不离手机，人工去删帖。
上海封城期间《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一文热传，一度被删。（网页截图）
据中国数字时代记录，《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这篇文章删前后台阅读量超过2000万，被称为史上阅读量最高的微信公号文章。后来原文已被恢复，原因未知。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四月之声》。“当时民众们都觉醒了，愤怒了，用这种转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正义和愤怒，很多在朋友圈默不吭声、沉默的那些人，他们都看不下去了，都在纷纷的转发，无声的抗议。”她说。
“当时真的是好像腾讯跟这些民众们在作战，真的像正邪大战一样。民众使用各种的转发，链接不行，把视频放在视频号里面也不行，好像比谁的速度快一样。最后把它下载下来了，在朋友圈私发也不行，后来把它做成画面倒过来了也不行，或者是flash动画，各种方式做尽了都不行。（腾讯）就是各种删，删得非常疯狂。”
Eileen表示，发达国家的算法科技是用来科技革新、改变世界，但是中国那些企业在邪党统治下，他们的算法是用来监控人民，给邪党当打手、助纣为虐的。像腾讯这些公司都面临着很大的选择，要不然它们持续的这种发展，是有很大的原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