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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贤臣的黄昏:晚清改革中沉浮的鹿传霖

鹿氏家族历代进士题名碑。

鹿氏家族墓全景。

鹿传霖墨迹。

晚清四川十大总督之八

“也许是天生懦弱的关系,我对所有的喜悦都掺杂着不祥的预感。”

用三岛由纪夫的忧郁,镜鉴晚清总督鹿传霖的人生,更容易体会一个改革者对未来的忧患。

1902年夏,北京的傍晚。霞光躲进云层时,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刚结束与清廷重臣荣禄的会谈。

李提摩太告别时,荣禄突然问:“你想不想见见鹿传霖?”

对于印象中“这个严肃而又顽固的绅士”,李提摩太沉吟之后答应了。

“中国比以前差多了,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坏。”见面后,鹿传霖的第一句话,让李提摩太大为讶异。

两个人,就此热烈探讨起晚清的时局与变革。不同的是,李提摩太更像一个改革的投机者,鹿传霖则像一个老实的投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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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辱不惊

河北定兴县,人口50万,距离北京102公里。

在地图上,北京、河北定兴、雄安新区,大致成等腰三角形。

定兴的名气,来源于荆轲、高渐离、祖逖,也来自于晚清名臣鹿传霖。

2007年1月19日,四川大学教授党跃武一行,造访定兴,这是对四川大学创始人鹿传霖的首次寻根之旅。

鹿传霖故居位于定兴县城东南隅,始建于明崇祯十年,后经几次扩建而成。

当年的鹿氏祠堂规模宏大,旁边还有花木兰祠和穆桂英祠,可惜毁于十年动乱。剩下一座四合院,却已在风雨飘零之中。

裸露的青砖,或许是与鹿传霖一同承载过的历史信物,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与峥嵘。

鹿传霖为官五十余年,恰逢晚清贪风日盛,他则“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对贪污受贿者一律黜革。

他做事不推诿拖沓,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结,因此被誉为“朴忠”。

追根溯源,鹿传霖是明末清初理学大师鹿善继的第七代传人,他继承了家族为官、为学的精髓。

他曾向小舅子张之洞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定兴县方志办主任耿超说,而这,也是鹿传霖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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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身世

良将不怯死以荀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

耿超认为,鹿传霖一生坚毅,因他早年父母双亡造就。

鹿传霖的父亲鹿丕宗,1832年任贵州镇远府施秉县知县,后升迁至都匀府知府。

道光十六年八月(1836年),鹿传霖出生在贵州郎岱厅署实,为鹿丕宗的第五子。

幼年鹿传霖“体质素强,性尤敦敏”。五岁拜师学习,八岁就开始学习六经。鹿家的家教甚严,鹿本人也十分上进,“八岁时,母萧太夫人戒勿妄语,持守终身。”

鹿传霖童年时,就熟识其父的同僚张瑛,即张之洞的父亲。鹿、张两家关系密切,童年时期的鹿传霖与张之洞是同学。鹿传霖还与张之洞的二姐定下姻亲,这些关联是以后张之洞与鹿传霖交往甚密的原因所在。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黔境内苗人起义。贵州的尤里、贵定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合攻贵州都匀府。年少的鹿传霖奉命在城外,听到城危的消息,急忙回城,助父督战。与农民起义军相持十个月后,鹿丕宗坚持“城亡与亡之义”。鹿传霖要求“侍父誓从死”,被鹿丕宗拒绝,并命人强掖鹿传霖逃出都匀城,以求援兵。鹿丕宗和其夫人萧氏自焚于都匀城。

鹿传霖随众冲出都匀城,投奔到贵州总督府,后随大军收复都匀城。鹿传霖背负其父母的遗骸,穿过动乱地区,北归原籍定兴,使其父母灵归故里。

当时他只有二十岁,由此知名。

为了表彰鹿丕宗的忠义之举,清廷下旨照二品例从优议恤。御赐恤赏祭葬银两,建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国史立传,予谥壮节。鹿传霖的继母萧氏陪同鹿丕宗自焚都匀城,清廷降旨族表祀专祠,晋赠一品夫人。

父母的义烈,使年轻的鹿传霖承受着痛苦,也承袭着勇毅。咸丰九年(1859年),23岁的鹿传霖乡试中举,随后他以举人的身份跟随钦差大臣胜保,收降了淮州的捻军,以功授同知,从此步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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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显身手

光绪二十年(1894年),身为陕西巡抚的鹿传霖兼摄西安将军。

次年,鹿传霖奉旨赴四川接任总督,上任就接办“成都教案”。

他召集所有下属研究事态及解决方案,经过讨论,得出如此判断:此次教案虽然起于英国,但英国在省城内外被毁的教堂仅7处,美国被毁3处,赔款不至过巨,并且英国有迷害幼孩一事,理屈词穷。而法国一方最难办理,法国教堂被毁达20余所,丢失存款20万,却谎称丢失七八十万。

鹿传霖上书朝廷,主张各个击破。经过反复据理力争、软磨硬泡,四个月后,法方赔款大体议妥。然而由于属下交涉不利,英美方面迟迟不能确定。此时清廷高层担心久拖不决,恐生变故,急命鹿传霖尽快结案。鹿传霖只得遵旨办理。

为了避免之后再出现同样的缺憾,他事后特意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今后地方大员必须督率下属,遵从政府的规章制度,凡遇有与洋人交涉事宜,地方官员一定持平迅速办理。第二,对洋人的教堂、医馆必须加以保护,不许再疏忽大意。第三,及时开导民众,消除民众的疑惑,不许造谣生事,以保和平。

清光绪二十一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因洋务日多,奏准专门设立四川洋务总局,局址驻成都永兴巷。至1901年底,在川外国人中仅外籍传教士就上升为189人,教徒及皈依者7889人,重要城镇都有了福音堂。1904年,为了培养洋务及翻译人才,洋务局还创办了英法文官学堂,学制三年。

洋人在四川的骤增以及有序管理,都证明了鹿传霖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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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官归乡

处理完“成都教案”,鹿传霖面临的还有最麻烦的边疆困局:瞻对之乱。

瞻对,今四川省新龙县。位于四川省西部,靠近西藏东界,是四川与西藏相通的关键纽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瞻对本来分为上、中、下三土司,随着各土司势力的扩张,至道光年间,中瞻对的实力最为强大,其首领工布朗结尚武力,逐渐吞并其他两土司。之后,工布朗结不断侵扰周边各土司,造成这一地区长期动荡不安。1865年,川军在藏军的协助下,用时3个月,才将工布朗结之乱平息。

鹿传霖到任时,政治环境愈加复杂。当时英国和俄国都凯觑西藏,并且西藏当政者倚仗俄国的势力,阻梗西藏与英属印度勘定边界,局部矛盾渐有上升为川藏冲突的趋势。

鹿传霖上奏清廷,主张平定瞻乱、改土归流。得到清廷的同意后,鹿派遣军队前往镇压,用兵仅两月余,三瞻一律肃清。

平叛之后,鹿传霖决心采取改土归流的方式,先把瞻对收回四川,再以瞻对为关节点,逐步实现对其他各土司的整顿治理,最终达到保川图藏的目的。

他主张派汉官在此屯田,开垦荒地,并建立通讯设施等。但其支持者李鸿藻不久逝世,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从中设阻,朝廷摇摆不定。

西藏当政者立即上疏并贿赂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鹿传霖就此被罢官免职。

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在所著的《瞻对》一书中也佐证了这段历史,鹿传霖进击瞻对藏军得胜后,曾委派张继处理过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夺权的纠纷,当时鹿传霖有意在瞻对和德格实行改土归流,便借机将老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夫妇和两个儿子,先解往打箭炉,再后又解往成都软禁。鹿传霖改土归流未成,德格土司一家释放回本土。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回到定兴的鹿传霖,忧郁惆怅,以勤练书法排解心中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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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再起

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可知忠孝二字,不是伶俐人做得来。

鹿传霖对清廷的愚忠,早已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叹息,“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王学斌撰写的《名臣名将鹿传霖》一文详细披露了鹿传霖的起复之路。

戊戌政变后,荣禄全面掌权。很快,荣便举荐在家蛰伏三年之久的鹿传霖复出,担任广东巡抚。鹿传霖同荣禄的关系可不一般。当鹿还是陕西巡抚时,曾收到直隶同乡、当朝大佬李鸿藻的书信。信中李向鹿推荐新任西安将军荣禄,希望二人能和衷共济。此前荣禄与李鸿藻同为京官,交谊匪浅,已结拜为金兰。所以,荣禄若想在陕站稳脚跟,就须同当地官员搞好关系,他借助李鸿藻这层关系来向鹿传霖示好,也再自然不过。况且荣禄确实才略过人,鹿传霖对其钦佩有加,二人由此在西安结下了深厚的交情。正是在好友荣禄的力挺下,本来有“不良记录”的鹿传霖,两年内连连升职,官拜两广总督。

清光绪二十六年夏(1900年),义和团蜂起,八国联军侵华,两宫逃往西安,北方地区一片狼藉。此时南方各省督抚为了维护地方稳定,纷纷倡议东南各省联合自保运动,史称“东南互保”。

此时仍署理江苏巡抚的鹿传霖,面对两宫生死未卜的情形,再也按捺不住,迅速招募三营兵力,亲自统领北上勤王。鹿传霖的忠心换来了慈禧的赏识,在西行途中,命其以候补尚书入值军机。护送两宫至西安时,“擢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改授户部”。

当慈禧驻跸山西之际,鹿传霖上呈了一份轰动一时的奏折:分析了当时所处形势,认为不可草率回京,以免受制于洋人。他还陈述了西安地利、人和、历史沿革等诸因素,再加上其本人曾在陕西任巡抚多年,经营筹划已见成效。基于此,鹿传霖恳请两宫“择期启銮,前赴西安,早定迁都大计”。鹿的这一建议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引来士林一片哗然。

虽然最终两宫没有在西安建立新都,但还是采纳了将西安设为行在的建议,鹿的主张实际影响了清廷主政者的决策。这也说明慈禧已将其视作心腹股肱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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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残阳

因勤王奇勋,鹿传霖授两广总督,入值军机。后升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掌户部,兼督办政务大臣。实行新官制后,被罢值军机,专治部事。宣统元年(1909年)与摄政醇亲王同授遗诏,加封太子少保,历任体仁阁大学士等。

但年过七旬的鹿传霖身体一直不好,并长期患有痔病,起居办公非常困难。

河北省博物馆藏《鹿传霖日记》两册,该馆副馆长何直刚1964年出差到定兴,偶然在路旁杂货摊发现并征集。

甲册始记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十,至十一月初七止;乙册始记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止。两册均用“清秘阁”八行红格本竖书。乙册首页有鹿传霖自题“钦派赴归绥查办事件日记”。

这两册日记均写于军机大臣任上,记下了大量政务处置和日常公事往来。其中,也多次记录痔疮带给他的痛苦和折磨:

(三月)十三日晴

后坠,出恭不解。

解初三家信,午发家信。未刻贻送公司文卷,各件查多补造掩饰。云门会胡公度,又询姚学镜。

(六月)初五日

连日张中堂差人问病。

仍泄。老邓来诊,服其方。朱恩绂、荫午楼均未见。朱桥笙送羊毡、皮褥、韭菜,其弟带来。夜竹生来,张仲元亦诊。

(九月)廿八日雨

胀极,晚服补丸二丸。梧生、四女均来。

早起腹胀、强入直,已回。饭罢即出恭,不解,卧时许再出,仍不解。直、东、苏三省黄、李、田、王、赵、王鹤田、史七因铁路强见,吕镜宇亦会。

为此,他四次上疏,要求解职归养,但均被清廷“温谕慰留”。

病痛折磨,让鹿传霖骨瘦形销,但他仍为改革而歌。宣统二年八月(1910年),病危中的鹿传霖向清廷上遗折,言词恳切:“方今时局陆危,列强环伺,民穷财尽,灾异迭乘……愿监国摄政王辅导我皇上,励精图治,及时自强,举凡用人、理财、练兵、兴学诸大政,力求实际,痛除积弊,但能忧勤惕励,终必转危为安!”

1910年8月26日,鹿传霖病逝京城,享年75岁。

一位贤臣离去,也标志着这个王朝迎来一抹残阳。

残阳是什么呢?如三岛由纪夫在《丰饶之海》里的描述,“每当看到晚霞的灿烂辉煌,看到火烧云翻卷奔涌,就觉得‘更美好的未来’之类的呓语黯然失色。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切,空气里充满了色彩的毒素。它预示着什么即将开始呢?什么也没有开始,只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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