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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伊朗移民的自述:我为何会润到澳洲

皮如斯·杰发里(Pirooz Jafari)出生于德黑兰,童年目睹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还有恐怖血腥的两伊战争。

90年代,他移民来了澳大利亚,成为了一名律师,一个难民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用他的话说,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的那一刻,就好像是客厅里瞬间灯光全熄,每个人都被留在了未知的黑暗里,恐慌而无助。

(一)

1979年以前,他其实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他至今能够回忆起母亲做的家乡菜Fesenjan——石榴核桃炖鸡,是一种需要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炖的传统菜肴。冬天回到家,他和其他孩子雪地里玩,炖鸡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激发出对丰盛晚餐的想象,生活自足,充满希望。

他也记得,他们家在除夕也一直遵循古老拜火教(Zoroastrianism,也就是明教)的习俗,在后院或街上用树枝点燃圣火,祷念“温暖我身,带走我病”(May your warmth become mine and my ailments become yours),等火焰自动熄灭。(张无忌若是知道了,对乾坤大挪移的理解或许能更深一层。)

他母亲还告诉他,拜火教比犹太教都要久远许多,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远古时代的人类,尽管相隔千山万水,文化都是一体的。

直到今天,母亲依然在节日提醒他要找地方放一堆火。她无法理解,为何这在澳洲是违法行为。

上世纪50到70年代,很多伊朗家庭生活富足,有房有车,教育免费。他母亲会讲英语,祖母会讲法语,他家在不少国家都有亲戚。许多欧美国家对伊朗护照免签,国际旅行也正时兴起来。

那时候的伊朗女性比现在要强大自由许多。他的祖母相当于他们家的族长,身材矮小,却威严十足。每当有女人遭到家庭暴力,都会找她主持公道。她就会叫来那些不守夫道的男人,严厉斥责之下,他们无不唯唯诺诺,凛遵圣谕。

那时候的朋友圈,有吃有喝有风景。总有二三十个亲戚朋友拉群订约聚会,桌子上堆满了美味佳肴,大家开着各种轻松无害的玩笑。

(二)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欢声笑语中开始掺杂着意识形态的争论,派别之间互相扣帽攻击,光明左使右使一言不合就割袍断义。学生上街散步,人丛时闻枪响,动辄血溅广场。

报纸上充斥着暴力新闻,照片里堆满了被枪决的尸体。他们的日常社交圈里的朋友,常常无缘无故被捕或消失。这些都一寸寸拓展着他的童年心理阴影面积,40多年以后,依然清晰可见,不可消弭。

他的母亲本来是一位教文学的中学老师,革命以后,才40多岁的她就自动退休了。她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但是她不愿意戴头巾,不愿意教学生那些被阉割筛选过的太监教材。

回家以后,她成了一位诗人,表达她的压抑、忧伤、愤怒,但那些充满了敏感词的语句注定会让她被永久封号,所以整箱整箱的诗集关在小黑屋里,都不知是否会有见到天日的那天。

学校在动荡期间关闭了。等到重新开学,他发现同学只剩下了一半人,因为所有的女孩都被转走了。

没多久,伊拉克侵略者攻打了伊朗边境,大量难民涌到了内地城市。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了难民的样子,是支离破碎的家庭,是被迫离家的同胞,是被“本地人”指指点点看不起的“外地人”。

他们家的生活日渐窘迫,必须要凭粮票肉票购物,但常常是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一无所获。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去黑市购买价高数倍的食物。

在德黑兰被轰炸的时候,他会看到10米长的导弹从天而降,一排房屋夷为平地。

他父亲朋友的女儿本该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却不知为什么去晚了。有一枚炸弹正好落在生日派对上,因此她亲眼目睹了35具小小的尸体从废墟中拖了出来,一下子惊吓晕厥,送到医院都没能活过来。

(三)

那时候,西方影视剧在伊朗被全面拉黑,伊朗人只能私底下传播盗版录影带。有些录影带由于复制次数过多,图像几乎模糊不可辨,但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希区柯克、伯格曼、费里尼,在各种艺术电影的影响下,他立志要做一个电影摄像师。但由于面试表现不佳,他最后在大学学了摄影专业。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摄影是一个有诸多限制的行业,因为摄影意味着原封不动地反映真实。

大学里、书店里的摄影书籍极其罕见,风景和物品的照片无伤大雅,但所有的人像都可以被扣上“有伤风化”的罪名。那些照片要么从书里撕掉了,要么裸露的肌肤都被马赛克处理了。

他上街拍照时,常常会有伊斯兰小将上前随机盘问,编造出各种理由来禁止他摄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辆白色四驱车在他面前突然停下,车上四个人走下来将他团团围住,提出各种无理取闹的问题。

甚至有一次他只是看了一部有关摄影技巧的进口书籍,校长就怒斥他说,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边境为你负重前行,你居然还岁月静好地观赏半裸女人的图片?

大学毕业以后,他发现在这个表达空间极其逼仄的社会里,摄影艺术,或者说任何艺术,都看不到未来。对一个热衷艺术的青年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或者说,是不润,孰可以润?

他找了移民中介,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职业居然很轻松地就拿到了澳洲的签证。

(四)

来到澳洲以后,他的兴趣点忽然发生了转变,想要做一个律师。关于技术移民转行这件事,移民局费尽心机的筛选恐怕是很失败的。

为什么要当律师呢?他回想起自己在伊朗经历过的一切,体制严酷,法治缺失,人拳沦丧,权力无界,让他急切地想搞明白,在民主国家这一切是如何有条不紊地运行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继承了家族的平权血统。他的母亲是女权主义者,他的祖父是社会活动家,经常为弱势群体代言,社会公平问题是他家餐桌上的常见议题。

他在澳洲读法律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选择了公司法方向,只有他一个人对人拳问题感兴趣。毕业以后,他就在Redfern的一家难民法律服务所当起了志愿者。后来,他成功地帮一个邻居的索马里侄子(女)申请到了澳洲签证。

他说,澳洲人非常幸运,不用去经历伊朗社会严苛的一切。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是无法想象那种生活在恐惧中的滋味的。

有时候,他在澳洲看到白色的四驱车,都会不禁惊惧。每次伊朗大使馆给他发邮件,他都会一阵紧张。

虽然他未曾后悔移民澳洲,但想起压抑的青少年岁月,想到被逼着抛开一切背井离乡,想到当初的万般无奈别无选择,尤其是想到父母晚年跟自己相隔万里,时间越久,就越是感到辛酸。

如果本来过得好好的,谁愿意走呢?

责任编辑: 夏雨荷  来源:荞爸的澳洲来信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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