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山东242位考生在高考后的入学录取中被他人偷换顶替的新闻报导在社交平台刷屏，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被政府掌控，各级权力的手就会不停钻营，探寻腐败的空间。
这篇文章，我们来聊一聊公立教育的出现及演变。
16世纪之前的英国及欧洲大陆，针对学龄儿童初等教育的学校主要由教会兴办，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私立学校，以及家庭教师群体。当时整个欧洲的状况是没有公办学校，亦没有强制教育，而这一切因着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即1517年）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而改变。
1524年，在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七年后，马丁·路德提出一项主张：“政府应建立学校，并强迫父母将孩子送进学校。”马丁·路德这一主张起初是针对宗教改革运动所反对的天主教会，却在无意之中给了政府可乘之机。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德国一些小邦相继颁布强制教育的法令。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法令，强制全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可以说，马丁·路德的这一主张，间接推动了政府主导的强制义务教育在欧洲诞生。
继德国之后，1870年，英国国会通过《初等教育法》，对5-12岁的儿童实施强制初等教育，这个保守主义思想起源的国家，亦出现了公立学校。1881年，法国教育部长费里制定《费里法案》，确立6-13岁儿童国民教育义务性、免费和世俗化原则。自此之后，由政府兴办普及义务教育，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20世纪初，理性自负的左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美国高举进步主义的大旗，认为人性天然是一张白纸，无罪性可言，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激励和惩罚等后天环境而塑造。而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公立学校，可以成为培育人的有效工具。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在美国极力推广政府主导的公立教育。杜威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政府才是儿童的真正父母，政府有权掌控家庭，公立学校是培育“国家宗教”的思想基地。当然他们所说的“宗教”与基督教无任何关系，而几近于无神论。
这些左倾知识分子迷信政府的能力，他们认为政府由“精英”组成，可以保护并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因此，进步主义者致力于不断扩大政府的规模和权力，政府日益成为这些进步主义分子的偶像。
公立教育的一个极端案例发生在澳大利亚：1910年，当时的澳洲政府认定本地土著人“低贱无知”、“将会消失”，出台了一项政策——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儿童，接受政府主导的教育。
约10万名澳洲土著儿童因此被强行永久性从家中带离，成为“被偷走的一代”，在其心理、生理上造成极大创伤。2008年2月13日，在澳大利亚新一届联邦议会开幕式上，时任首相陆克文以政府和议会的名义，首次郑重向土著居民及“被偷走的一代”致歉。
20世纪蔓延至今的进步主义不相信人有罪性，放弃了孟德斯鸠对于政府滥用职权的警惕，主张扩大政府权力，增加政府对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干预。因此，这些进步主义者喊著自由主义的口号，向社会主义挺进。
大家看到，此次2020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提名竞争中的参选人之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其提出的政治纲领，就是要推动美国走向社会主义。
《大众政府》的作者，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1822-1888）敏锐地意识到：“左倾自由主义政客们正真诚地与集体主义调情，同时也在这件事中看到对自由和进步的背叛，因为衡量进步的标准是自由。”
始自欧洲文艺复兴的“现代性”是猎杀自由的一个概念陷阱，它把永恒的价值概念偷换成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时间概念。与“现代性”一样，“进步”也是一个概念陷阱，所谓的进步主义是典型的结果导向，全然忘却了原因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结果。
事实上人类从来就没有过黄金时代，过去不曾有，未来也不会有。瘟疫、饥荒与刀剑，才是这个败坏世界的常态。
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埃德蒙.柏克说：“在英国，我们的教育事实上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从婴幼儿的教育一直到成人教育。即便在我们的年轻人踏入社会，陪伴他们身边的不是年迈的家仆或管家，事实上陪伴我们年轻贵族及绅士出国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并非扮演着严肃的牧师或恭顺的随从角色，而是作为这些年轻人的朋友，或是性格严谨的旅伴。”
《圣经-新约》中记载主耶稣的教导：“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西方现代文明之教育体系得以建立发展的根本驱动，来自于英美保守主义思想驱动下的“政教分离”理念。
保守主义强调政教分离，即政府不应干预宗教事务，宗教事务不应是政治事务，而应该独立于政府之外。对于政府在道德事务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保守主义从不抱，也不应抱太多的期望。国家拥有制裁权，固不应有道德权威。一旦政权与教权合一，强权便是真理。
社会权威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教育机构。保守主义反对政府承担教育民众的责任，保守主义认为，教育民众的权威应当在民间，政府无权决定教育的内容。
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文学评论家，教育思想家
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开创者，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百年前（20世纪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与哈佛大学教授厄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关于教育哲学的争辩，在美国教育界激烈展开。经由杜威的弟子（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知行、张伯苓、陈鹤琴、郑晓沧）与白璧德的门生（梅光迪、吴宓、林语堂、梁实秋、汤用彤），这场争辩亦从美国蔓延到了中国。
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经过培根的科学主义，以及卢梭的浪漫主义熏陶之后，逐步形成打破束缚、放任自我、弃绝典章、复归自然的浪潮。德国大学重细分专业研究的风气大举进入美国大学，兼之课程选修制度的实施，导致学生避重就轻，远离经典。
拥有基督信仰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白璧德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培根、卢梭、杜威学说中的危害，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过于强调“物的原则”将损害人文艺术和“人的原则”；教育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包括人的道德想像和人文理性；反对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思想。
白璧德先后出版了《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卢梭与浪漫主义》等著作，抨击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想像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
这场大争辩的输赢结果，后来大家都看到了，在美国，杜威所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完胜，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教育观惨败。依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定义，工具理性战胜了价值理性。
在中国的结果亦是如此，胡适等宣扬的杜威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胜利，为后来唯物主义在这片土地上包抄上位，铺平了道路。
在杜威思想主领美国教育届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图景是：几乎全部的美国高校和媒体被左倾思潮攻陷，诡异的“政治正确”正在剥夺美国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BLM“身份政治”运动在美国多个城市实施街头打砸抢……，如果杜威及其子弟看到今日的图景，不知作何感想？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今天这个世上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这片土地上多数人做出的选择之后果。”
亦如亨利.亚当斯所言：“低俗一定会驱逐高贵；而且长期来看，文明本身正是因为过于高贵而无法存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