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施政报告》重点是“抢人才、抢企业”，但焦点实际就是内地的人才及企业，这才符合特首说的“带来策略性意义”，届时香港人才一方面“换血”，由内地专才补上，而香港人多年来累积的丰厚储备，亦会在支持国家发展的名目下，一步步“送中”。
先谈一下特首的“抢人才”计划，这个“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特首上周三（19日）提出时有两个条件：（一）过去一年年薪超过港币250万元或以上；（二）“以及”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过去五年有三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只要符合条件人士就获发为期两年的通行证，并不设人数限额。
但这两个要求到了劳工及福利局解释政策时，就由“以及”变成了“其一”，即是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就能获批签证，换言之“250万年薪”要求只是“烟幕”，所谓“百强大学”毕业生才是重点，他们不需年薪要求，只要有足够工作经验就能获得签证。
这么重要的政策制定变化，为何没有公开解释，是刻意隐瞒吗？
试问以今天的香港政治环境及防疫要求，有哪些外国名校毕业生会来香港工作？反观内地已有七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大学，当中包括清华、北大、复旦大学及新晋的中山大学，显然这批毕业生对来港发展的兴趣最大，也是符合中央及特区政府“换血”的目标。
至于“抢企业”最抢眼招数，就是由“未来基金”拨款300亿成立新的“共同投资基金”，由政府主导投资策略产业，吸引更多企业在港发展。
说到这里，要先解释一下“未来基金”的成立背景。
2016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将前殖民地政府留下的近二千二百亿“土地基金”，拨入新成立的“未来基金”，当时曾俊华为防特首梁振英花光政府储备，刻意定下两条定律：
一、十年不可动用，即不可在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取；
二、若政府要动用“未来基金”，必须获得立法会批准；
但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任后，已多次透过行政手段直接动用，变相破除曾俊华为“未来基金”设下“十年不可动用”的铁律：
1.陈茂波于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在“未来基金”拨出百分之十的款项，即约220亿元，成立“香港增长组合”，争取合理的风险调整回报。同年又直接抽取部分“未来基金”收益放回财政储备，首年回拨250亿元，难免令坊间产生“造靓盘数”的质疑。
2.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为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以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宣布对“香港增长组合”的分配增加100亿元，当中50亿元用作成立“大湾区投资基金”，聚焦大湾区一些可惠及香港的项目。
3.同样在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中，从“未来基金”累积收益中，预留1,000亿元成立专款，配合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4.最引发外界争议做法，是在2020年6月，香港第一波疫情爆发，为拯救当时陷入财政危机的国泰航空，陈茂波再次瞄准“未来基金”，从账户中调拨273亿元以投资国泰航空，这是港府首次透过“未来基金”直接注资私人企业，“架空”立法会的行为惹来不少争议。
如果说以上措施是“巧立名目”，到了今年李家超的《施政报告》，就索性不再遮遮掩掩，明目张胆宣布在“未来基金”账目下宣布成立“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把近年在“未来基金”下设立的“香港增长组合”（220亿元）、“大湾区投资基金”（50亿元）、“策略性创科基金”（50亿元），及新成立的“共同投资基金”（300亿元）归一收纳，由政府主导投资策略产业，吸引更多企业在港发展。
按四个基金汇合规模，已经达620亿，占整个“未来基金”2,574亿元（截至六月底），比例已达四分一。
有别于“未来基金”由不同基金管理人合作投资的模式，这个300亿的“共同投资基金”会更主动作直接投资，亦不一定投入创科项目，容许投资的项目属长期及涉及风险。李家超形容，成立“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属破格决定，最终目标不只是赚钱，也为增加本港整体产业发展及机遇，期望与“抢人才”及“抢企业”政策相辅相成。
有不少评论及报道均将“共同投资基金”与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做比较，但我认为是错了重点。
规模达2.2万亿港元的“淡马锡”，目标是希望能以进取及专业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提高回报壮大国家储备，同时亦透过入股全球领先跨国企业，为新加坡寻找高增长引擎，简言之目标是自己的国家利益。
但新的“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及属下的“共同投资基金”投资重点是什么？真的是香港利益？陈茂波说拣选投资哪间企业，关键在于该企业能否为本港特定产业发展，带来“策略性意义”。
策略性意义＝香港还是国家利益？
我理解香港政府及金管局多年来，内部都有讨论是否参考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将政府财政储备作更多元化投资，但多年来政府内部讨论仍然有三个问题无法解决：
1.亏损了怎么办？谁人负责？
2.投资做成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
3.不论“未来基金”及财政储备均是支持联系汇率一个重要组成，过分进取会否令外界质疑当局维持联汇决心？
按过去政府及公营机构的投资，又实在令人担心。还记得数码港及迪士尼乐园吗？多年来回报一直偏低。最新例子亦有去年以“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入股新上市，被誉为“中国AI四小龙”之一的商汤，认购额约3,900万港元，惟该股潜水逾六成，持货不足一年估计损手近2,600万元。
但今年施政报告为这些忧虑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投资企业只需要“带来策略性意义”，就已经符合“抢企业”的精神，更不担心什么利益冲突问题（看李家超突然“上身”回应法律界林新强的“XY勾结”论就知），哪怕最后是亏损收场亦不重要。这在二十大刚通过习近平一人独尊，不论元老及改革派官员全数被赶下台，香港未来要为国家作出“策略性意义”，显然就是要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这正是今年施政报告另一重大隐藏重点：对接国家战略增强发展动能，包括“十四五”规划、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更成立高层次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由行政长官担任组长，三位司长任副组长，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显然香港的“策略性未来”，就是建基于与内地对接，“共同投资基金”瞄准的就是相关的内地国企及民企，将香港人多年来累积的储备变相“送中”。
因此，加大基建项目发展“北部都会区”对接大湾区建设，就是今年施政报告的主调：施政报告内提到“大湾区”次数有45次；“北部都会区”27次，相反“国际金融中心”只提及五次。
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个基金规模，已达620亿，连同“未来基金”中有1000亿专用于“北部都会区”发展，总额已有1,620亿元，占整个“未来基金”比重达六成三，恐怕不用等“十年大限”，已经掏空了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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