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7年，中国有过一场鲜为人知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恰好发生在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运动之后，那些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论争。
作为“非基”的一方，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大多从科学主义出发，以科学原则驳斥宗教臆想，以进化论原理驳斥上帝创世说；而支持基督教的一方，包括周作人、钱玄同、马相伯、张东荪等，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大多也以“信教自由”的观点反对“非宗教同盟”，未曾触及基督教文化之根本。
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出版于1990年代。作者言，对于1922年至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海外研究者较多，然而在它的故乡却是一片沉寂。故而，作者于1991年下半年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竟获批准。如果放在今天，结果如何，实难预料。
整整三年，作者孤身一人留在北京，殚精竭虑，终于“炮制”出了这本史料详实、分析入理的学术著作。
“忘不了北京大学旧期刊室窗外朝着自己凄楚哀嚎的寒鸦，忘不了近代史研究所地下旅馆卧室中那扇酷似牢房小窗的一尺见方的通气孔，忘不了每天清晨伫立在北京街头和着北风吞下的那一碗碗兰州拉面，忘不了......”
个中艰辛，感同身受。
1922年至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1922年春季，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决定在中国召开，这一消息成为此后长达数年“非基督教”运动的肇始，使得中国的基督教事业遇到了义和团运动以来最为猛烈的反对。
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青年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据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俄国驻华大使馆所获俄文资料显示，“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领导进行的。”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宣言。
宣言声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其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
北京大学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则把一切宗教视为攻击目标。在3月21日的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由上海和北京学生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快遍及全国并向纵深发展，广东、湖南等省，南京、武汉等城市都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地区。
3月29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批评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采用的是一种陈旧而威严的“声讨的口气”。读后使人“感到一种迫压与恐怖”。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北大五教授联合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书》，宣言书声称：“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此后周作人在这一问题上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又进行过公开的辩论。
此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
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校发生学潮，以此为起点，第二阶段“非基督教”运动拉开序幕。
圣三一学校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反对“奴化”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这一波“非基督教”运动主要的发生地是教会学校，徐州培心、南京明德、长沙湘雅、福州协和等美国和法国教会所办的学校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反对教会教育运动。
与第一阶段只限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论争不同，从第二阶段“非基督教”运动兴起以后，政党的作用若隐若现，每一起学潮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直到“五卅”运动之后，民族主义全面高涨，“非基”运动终呈不可阻挡之势。
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非基”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国共合作，“非基”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这场运动已经早已超出了文化论争的范畴，成为特点鲜明的政治运动。
一些激进的行动仿佛40年后那场运动的预演。反教人士给一位中国牧师戴上高帽，反缚双手，游街示众。北伐战争开始后，一些士兵手持枪械，到一些住宅、商行和教堂任意抄家、洗劫财物，稍有不从，便遭殴打，甚至有人因此毙命。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ohn·William）被士兵抓住，要他交出手表，他犹豫不决，并与一士兵争辩，“很可能稍示抵抗”，便当场被另一士兵击毙。一所教会学校的美国女秘书，“因拒不交出保险箱钥匙被杀”。一些士兵开始袭击一家外国人聚集的美孚油行，终至英、美两国军舰介入，炮击南京，酿成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历史档案的解密，对于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更多的研究浮出水面。陶飞亚先生的研究表明，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了此次运动。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