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共二十大，实际上产生了两个题目：第一、就是胡锦涛被当众羞辱架走，显示“党天下”骤变为“习天下”，并使三十年前“六四”屠杀衍生的两个命题，即国家被权贵瓜分，以及陈云命题“我们子弟接班”均被突破，权贵和太子党（红二代）都被更“小一撮”的习家班所取代，中国完全进入史上罕见的一种寡头政治模式，其运作成疑，无疑短命；第二，习政权延续了江胡两届的腐败、污染两大危机，野蛮崛起，惊醒西方，又泄露武汉病毒，习近平的“崛起”，其实是跟全世界对抗的另一种表达，在二十大以“斗争”、“安全”两个关键词表达出来，这才是二十大基本的命题。我无力赴纽约参加研讨会，提交了这个书名发言。】
中共二十大报告以“斗争”取代改革，“安全”取代开放，“准备经受风高浪急”，其实很容易解读，这个政权危险了。
一、两年前就重提“上甘岭精神”
事实上，中共一向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对江泽民的遗嘱，就是“绝对不跟美国闹翻”，江胡两届二十七年如履薄冰，习近平上台才能闹到今天这个危局。五年前，２０１７年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三个半小时，宣布“大国崛起”，抛弃“韬光养晦”，他更改宪当皇帝；转眼三年，“瘟疫东来”，杀了西方一个措手不及，不料没能颠覆美国，他只好回头再捡“韬光养晦”，多少也得装怂。这套伎俩，未知洋人看不看得懂？
到２０２０年秋，北京忽然重提“上甘岭精神”，我的解读是它要收缩抵抗了。２０２０年九月初，中国墙内疯传一段“中央北戴河会议的最新精神”，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发扬“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像一篇小学生作文，然而六十年代“我们的黑白电影”单子里，也没《上甘岭》这部片子，而从电影里发掘“我党遗产”，是一个创举呢。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有惊无险地扭转大战略，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新极权”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把老毛累得贼死，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不都白瞎了？
看来这次“北戴河”神秘不宣，应是政治局常委们接受习的“转舵”而不追究责任，任“小学生”继续瞎闹。但是，这一点或许恰是此党当下的“成熟”，因为西方大梦初醒、正兴师问罪，而海外“换人”呼声震天，此局势下“团结”才能共度危机，换习恰恰“要上帝国主义的当”。
这便意味着，中共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极权”支付代价；而国内百姓亦未觉得“换制”有那么要紧，或反正也换不了，就让习“下一盘很大的棋”吧。
一般的说法，是习不仅颟顸，也深通权术，乃中共三十年未见的狠主，直逼老毛。其实，六四屠杀以降，“合法性”成疑，该党若不走普世价值道路，只有相反走集权道路，而且必须越来越极端，俗话说，螺丝越拧越紧，松一扣就滑丝了，所以该党的前景，就是呼唤强硬独裁者，而牺牲社会发展和大众利益，且必须走到与西方和国际社会死磕的那一步，这是屠杀已经预设的前景，西方耗三十年从生意吃亏上才看到这一步。
习近平须回头发掘毛泽东遗产，不是什么“上甘岭精神”，而是“一穷二白”、“自力更生”之类，还有计划经济、票证制度、粮食副食布匹定量等等，备战备荒，做好粮食及能源储备之外，似乎应还有个“花木兰精神”吧，还有诸如：
——启动国家经济双循环体系；
——大力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举国之力实现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业突破；
——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GDP4%以上；
——突破美国构建的第一、第二岛链，实现对美国战略突围；
——大力发展核武器，真正以强大的核威慑震慑美国的疯狂，等等。
这些都颇有这个独裁者的风格，色厉内荏，然而更大的信号是，“中国崛起”告吹。
二、野蛮的崛起
六年前，即2014年，我跟法广安德烈有个访谈《野蛮的崛起》，安德烈问：
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性质？
我说，中国经济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夺式”的资源耗竭型的发展，使它的资源匮乏非常严重。今天中国对外的发展，纯属资源争夺上的扩张。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杀，中国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发展道路。
核心问题是，邓小平要用经济发展来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经济发展，不必走现在这种让中国资源全部耗尽，土地、水源、空气通通污染的发展道路；同时，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公平，极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国90%的财富，其他十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几的财富，我们还付出了环境的代价。胡平对此有一个极神似的概括：“枪声一响，变偷为抢”。
反过来说，不偷不抢的话，中国可以笃笃定定的走一条资源低消耗的发展路径，也犯不着到海外去抢资源。今天的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中国两个丧失：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没有了，还有这些年的封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荒漠，中国人失去了心灵的家园。所以我可以讲，中国十亿人今天在心灵上也是在流亡。
三、从未走出“政权保卫”的低阶
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人类社会普世的“现代化”，唯一可诠释者，即这个制度没有“现代化”可言，因为在当今论说中，“现代化”是一个负面含义，其一则消解传统，一则破坏生态，全球已经步入“后现代”反思“现代化”了。事实上，中国虽然暴富，统治集团始终还在恐惧江山被颠覆，国防军是护院家丁，国家财政亦无限制花费于防民变，社会基层还是老旧的保甲制，教育还在洗脑制造奴才，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现代化？尽管欧美一直绥靖这个恶霸，它却从无安全感。
西方政治人物和评论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权因1989年的六四屠杀而有了严重的“亡党亡国、丢掉天下”的焦虑。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之说，加上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30年下来，中国的经济起飞，透过全球化也俘虏了西方文明。2020年我出版的“鬼推磨：中国魔幻三十年”一书中，梳理了大屠杀后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以及西方绥靖主义的后果。
六四危机令中共“生死存亡”，却“死而后生”，也塑造了一个新的集权形态，令西方至今束手无策，人类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在这个低级阶段，因为：
第一、开枪杀人这一步走出去后，就没有回头路了。邓小平认为把经济提升，人民会暂时忘掉六四，这是不可能的，中共必须为杀人不断付出代价；就因为怕丢失政权，必须自外于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搞自己的一套。
第二、所谓韬光养晦，就是“我卧薪尝胆，等我起来就要灭你”，这是“中国式的阴谋”。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时代仍低调主张“闷声发大财”；胡锦涛时期尽管开始压制民间社会的异见，但也没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习近平主政的时代，则是野心外显，大力宣传“一带一路”等政策。
当年的“老大哥”苏联不同的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体量成为全球第二，除了富豪外，绝大多数的教授、作家、演员以及城市工人等阶层都分享了政权给予的利益，而年轻学生族群则是被官方宣扬的民族主义成功洗脑。
经济上，西方国家难以拒绝和中国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难看到欧美国家想要影响中国。
要改变中国政治，必须影响中国的民间社会，但看不到欧美影响中国社会的作为。反而中共在六四后对任何可能的“境外势力”处处设限以防止“和平演变”，还输出锐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复辟独裁成功，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绥靖主义的报应或后果，尤其疫情危机更显示西方领先地位不再，西方国家是时候重新理解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