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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一生的悲剧:文弱书生做了共产党的领袖

—司马璐谈瞿秋白——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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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共开始长征,瞿秋白与邓子恢、何叔衡等化装成商人,准备由厦门搭船往上海,在福建武平被国军逮捕。国民党人知道捉了一位喧赫一时的共产党头子,有些人前去探望,才知道,他们心目中三头六臂的瞿秋白,竟是一位文弱书生。瞿秋白在狱中作诗,贴在小房间内,他常感慨地说“书生是不宜搞政治的。”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领袖,1927年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死时年仅36岁。

司马璐自述,他研究中共党史源于对瞿秋白的兴趣。1962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瞿秋白传》。“我为什么写《瞿秋白传》呢?因为我一面看瞿秋白的有关资料,一而对照着自己,又看看我们同一代的朋友,觉得我们身上都有瞿秋白的影子。我尤其欣赏瞿秋白的‘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过日子’这两句话。”司马璐说。

司马璐的这本书是客观评论和同情瞿秋白的,据当时香港报刊报道,毛泽东把它掷在地上说:“这就是瞿秋白叛变的证据!”

司马璐在他的《瞿秋白传》里如何介绍和评价瞿秋白的呢?

向中国介绍俄国十年革命

司马璐介绍,瞿秋白是第一个有系统地把苏联的“十月革命”、共产主义的基本典籍、布尔什维克的具体教义、唯物史观的文学和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是第一个使中共获得布尔什维克理论武装的人;他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瞿秋白路线”的代表者。在中共的出版物上,瞿秋白的名字,往往是与所谓“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瞿秋白自己说,这是“历史的误会”,因为“自己的一生,等于在做戏”,而且演的是“滑稽剧”。

1913年,瞿秋白14岁,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即后来江苏省第五中学)。

1920年10月,瞿秋白启程去苏联,在苏联时期给北京《晨报》所写的通讯,总题为《饿乡记程》,当时俄国饿殍载道,后来改名为《新俄国游记》。

1923年1月,瞿秋白随陈独秀回国,参加中共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1924年国共合作,瞿秋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

在这以后,瞿秋白先后担任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前锋》的编辑工作。中共最早出版的几种理论小册子,如《CP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全出自瞿秋白之手笔。瞿秋白还写过一本书,也叫《三民主义》。

戏剧性的中共领袖

司马璐说,1927年中共清算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导演下,瞿秋白戏剧性地如旋风似的,扫荡了党内许许多多权威人物,成为最高领导人。在“八七会议”中瞿秋白很为痛苦,因为他担任这个角色,绝非出于自愿。这次会议成立了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暂代总书记,瞿秋白任书记兼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雪维克》的主编。从此,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宣告结束。

这以后一连串的暴动展开了,又一个接一个失败了。于是有人指责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造成的。

瞿秋白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陈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对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就感到空谈无聊。但是,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多余的话》)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召瞿秋白赴苏。共产国际是当时中共政治路线的真正制订者,应该为“八七会议”及其后的错误负责的,可是它严厉地指责瞿秋白,要他承担一切错误。

瞿秋白写道:“1928年6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瞿秋白此时代人受过,逆来顺受,心情可想而知。1930年9月,奉命清算李立三的瞿秋白理解李立三和自己的过去一样,都是为共产国际受过,两个人竟相对而泣。瞿秋白写道:“我回到上海三中全会(1930年9月底),我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不出李立三的错误程度。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未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

“我对政治实在倦了”

瞿秋白对于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实在有些倦了。1931年1月,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请长假”的要求,没有获准。但是,这个时期中央也没有给他许多事做。瞿秋白写道:“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复发的时期,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

1931年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至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司马璐认为,瞿秋白在这里说的较为含蓄,他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怀疑就等于犯罪。在这以后,他在抑制自己内心的矛盾之下,勉力写作。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名义上是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实际上有职无权。他每天一大部分时间,就消磨在瑞金附近的一所破庙里,带着一群男女孩子排戏。

1934年10月,中共开始长征,瞿秋白与邓子恢、何叔衡等化装成商人,准备由厦门搭船往上海,在福建武平被国军逮捕。国民党人知道捉了一位喧赫一时的共产党头子,有些人前去探望,才知道,他们心目中三头六臂的瞿秋白,竟是一位文弱书生。瞿秋白在狱中作诗,贴在小房间内,他常感慨地说“书生是不宜搞政治的。”

瞿秋白的一生是个悲剧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决,时年36岁。他死前留下一本《多余的话》,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卷入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是大错。瞿秋白一生的总结,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赤俄心史》)“新的知识分子和旧的知识分子”,“一是民主派的健将,一是专制派的镖师。”(《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瞿秋白自认是“民主派的健将”的。

他又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过日子’”“我有许多标准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大家安静些,仁慈等等。”(《多余的话》)

司马璐在他写的《红楼梦与政治人物》一书中,曾将瞿秋白比作《红楼梦》里的晴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和纯洁的少女情怀,一样令人神怡。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感人之处是真情,像晴雯临死前和宝玉的话别。”司马璐说。

瞿秋白最后一首自悼诗是:

夕阳泯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司马璐认为,在这首诗里瞿秋白“对自己政治生活中所受的委屈,消极作了总结,读来令人凄然,有鬼哭神号的感受。”

2022-10-25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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