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中，瞿秋白坦言自己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因为自己始终无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他最终的自我认定是一个“文人”。在人生的最后，他没有推荐任何马列斯毛的学说，而是推荐了包括《红楼梦》、《安娜‧卡里宁娜》的几本文学作品和中国白色的豆腐。

为中共效力并早早为其丧命的张太雷恐怕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儿下场如此悲惨，没想到他为“永久幸福”而奋斗的事业是如此不堪。地下有知的张太雷是否明白自己上了一个大当呢？而这些惨痛的教训是否能够让今天仍为中共所蒙骗的国人清醒呢？

瞿秋白写道：“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文章的最后，他也没有提到任何马克思主义书籍，而是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他竟坦承自己的所谓革命，是一出“滑稽剧”，他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了。

有一部分中共领导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而几次要求离开的瞿秋白却最终被拒绝，这导致了他的被抓。有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无法进行长途跋涉，但近年有文章分析证实，下命令让他留下的正是博古。中共高官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就在周月林、张亮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却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在福建长汀处决了他。张亮找到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被俘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妻子留下，而是给了她一些钱让她离开。当年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派人审查，这位老人审查的男子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怀疑她出卖了瞿秋白。

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曾任中共中委。在上海，她的一家和单身的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当年的向警予，也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动家，在公众场合，她言词动人，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她要同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又闹到中央，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道。”

1934年10月，中共开始长征，瞿秋白与邓子恢、何叔衡等化装成商人，准备由厦门搭船往上海，在福建武平被国军逮捕。国民党人知道捉了一位喧赫一时的共产党头子，有些人前去探望，才知道，他们心目中三头六臂的瞿秋白，竟是一位文弱书生。瞿秋白在狱中作诗，贴在小房间内，他常感慨地说“书生是不宜搞政治的。”

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将被处决的瞿秋白。（维基百科公有领域）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领袖，1927年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死时年仅36岁。司马璐自述，他研究中共党史源于对瞿秋白的兴趣。1962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瞿秋白传》。我为什么写《瞿秋白传》呢？因为我一面看瞿...

两个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才像蒙面强盗一般，从后门溜了进去，掏出手枪，喝令事主拿钱。不料这家的老太太认出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大吃一惊，叫出了他的小名，并对他说：“娃儿呀，你要钱，就直接回来跟叔奶奶说，用不着带上刀枪来叔奶奶家抢呀。”这使得王树声满面羞惭，无地自容。

“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没有提到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而是说“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米夫们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将瞿秋白边缘化了，但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仍然要由瞿秋白代表中共发言——这当然令米夫心中不悦。对当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米夫、王明们报以冷落，因为他既没有打击的价值，也没有拉拢的价值。而对瞿秋白，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就因为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学养”。

杨之华病危才被解除隔离状态，转入北大附属医院。杨之英赶往北京探视时，见姐姐已骨瘦如柴，气若游丝。三天后，姐姐就逝世了。杨之华死前悄悄对杨之英耳语：“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