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发布全球性自由度指数调查的机构11月2日在华盛顿举行联合座谈会比较中国与台湾不同发展模式的表现。（美国之音锺辰芳拍摄）
华盛顿—
五个长期衡量全球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指数显示，中国在各项自由度的排名都远远落后与其他国家，但发展模式不同的台湾排名却越来越居前。一些专家说，民主化的台湾人民得到的自由与公民权利更多，经济也变得更加繁荣，幸福感也随之提高；但威权治理的中国在所有衡量自由度的指标皆不断下滑，其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的中共二十大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人民的享有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前景越发黯淡。
在中共二十大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揭示了未来中国将走的发展道路后，五个发布国际自由度、经济繁荣及腐败指数的代表这个星期(10月2日)在华盛顿一场座谈会中，以中国和台湾在这几个指数的长期数据，比较不同政治制度对公民权利和经济繁荣的影响。
几位代表都表示，这是五家独立机构首度联合举办此类活动，目的是希望通过客观数据让更多人理解不同发展模式与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与经济繁荣的关联。
这五个指数包括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大西洋理事会的“自由与繁荣指数”(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dexes)、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的“腐败风险预测”(Corruption Risk Forecast)以及世界银行的“女性、营商与法律指数”(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Index)。
大西洋理事会“自由与繁荣”指数报告(美国之音锺辰芳拍摄）
习近平权力无人能及
主持座谈的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lman)说，这个关于中国与台湾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非常及时，因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后已经取得自毛泽东以来无人能及的权力，他的工作报告也标志着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所走的发展道路。
“这是相当不幸的，因为那意味着中国将继续加倍采取它已经表明的有关经济和对内政治压迫的做法，没有迹象会推翻对COVID非常严格的清零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助长了更多压迫，也减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舒尔曼说，习近平对台湾做出强硬姿态，表示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实现与台湾统一的目标，他更表明了反对外国干预台湾，这很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担忧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加大。
但舒尔曼指出，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在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就是因为中国选择以科技来协助其领导人更好地控制、压迫和审查自己的人民，台湾却发展成一个兴盛、繁荣的华人民主社会，其领导人运用科技来强化有效治理以并增强为民众服务的能力，“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比较的结果下表现不是太好。”
台湾民主化公民更自由
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事务研究主任莎拉·库克(Sarah Cook)说，自由之家自1973年开始对195个国家及15个地区做世界自由度指数的调查，起初中国和台湾的评比都是“不自由”，但很快两者就开始有区别，台湾在1976年被评比为“部分自由”，从1996年开始其评比已被列为“自由”。
“今天，你在数据中真的可以见到，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甚至在全世界它都是最自由的。”
相反地，库克说，中国被列为最不自由国家之一，台湾在满分100的分数中得到96分，作为比较，美国是83分，但中国却只有9分，过去15年来与台湾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
她说，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是由一个完全由威权政权统治的国家，即便它的全球影响力扩大，但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具有束缚性、更不尊重公民的权利。相对的，台湾却成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灯塔，尽管它被国际孤立、被排除在联合国外，但台湾公民社会、律师、记者和决策者却采取了严肃和真正的做法来扩大和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即便台湾有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也受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报复和虚假信息行动的压力。
自由指数可做政策工具
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研究经理与编辑金凡中(Anthony Kim)也表示，这个自1995年即开始对177个国家进行的年度评比，目的不是只为了搜集各种数字，而是要促进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和美国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机会、繁荣与公民社会的兴盛，因为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调查显示，通常越是自由度高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也越高，公民社会也会越加兴盛活跃。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五个华盛顿独立的指数调查机构要团结一致，以数据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享有更多自由、机会、繁荣和兴盛的公民社会，就如同台湾、加纳或乌克兰一样。
在传统基金会今年2月发布的2022年“经济自由指数”中，台湾在177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评比中和前一年一样位居第6，中国则从前一年的第107名滑落至第158。
金凡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了台湾与中国在评比上的差异。
“由于台湾更透明和更开放，还有良好的治理，台湾在我们能取得的许多指数上都要比中国表现得更好。这也是多少可以预期的，因为治理很重要，体制很重要。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以更多这种开放与透明来促进自由、繁荣、机会与公民社会。而台湾正好在这些重要变量上在世界居于领导地位。”
金凡中说，这些指数调查的数据可以用来作为政府改善政策的工具，他也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采纳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议。
“我认为，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中国知道他们在这些全球研究中所处的地位，不过最终要作为政策工具，我们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和决策者能够注意到这些数据，并采纳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议。我们有许多人都在关心中国和追踪中国，希望他们真的能尽可能采纳这些亟需的改革进程。不过，显然不能由我们来为他们注入那种势头，那种欲望和势头必须来自中国内部。”
自由可带来繁荣
世界银行“女性、营商与法律指数”项目经理蒂亚·杜伦比克(Tea Trumbic)、国际私营企业中心负责“腐败风险预测”调查的艾瑞克·汉兹(Eric Hontz)以及大西洋理事会负责“自由与繁荣指数”的丹·内格里亚(Dan Negrea)也就各自的指数调查对中国和台湾做了比较，在这些调查中，中国的排名和分数都要比台湾低。
大西洋理事会的内格里亚说，更多自由通常会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和繁荣，而繁荣并不是只有GDP或财富的增长，而是更广泛人类活力的发挥和整个社会的福祉，而且“这是不是一个人们会想要在此地生活的国家。”
“尽管我们体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在提高其人均GDP入上有许多成功，但当我们把他们的结果跟自由的台湾与部分自由的香港的结果进行比较时，我们不禁好奇，假如中国人民一直都是自由的，没有文化大革命和再教育营，没有今日新疆的集中营，中国人民是否还有可能成就更多？”内格里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