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底，广州海珠区某检测点，整条大街上挤满了排队做核酸的民众。（视频截图）
迫于经济下行压力和民众对极端封控日益严重的不满，中共一直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终于出现了松动。在经中共最高层通过的优化防控工作二十条措施发布后，多地取消了此密接和强制核酸，而打响第一枪的河北石家庄更是在11月13日新增500多例新冠病例的情况下，宣布全面解封。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习惯了每日做核酸检测的石家庄人一下子“整不会了”，因为近三年来，大家已经不适应出门、下楼的自然生活了。
有的石家庄人心里空荡荡的，“突然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好像一直守护的人转身走了”；“被国家保护了整整三年，不求回报的付出。感恩生在华夏”。也有的人表示反对，“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放开真的好吗？”“躺平也不是现在吧？”“说羡慕的，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还有的人表示担忧和恐惧，“小区解封了，但还是不敢出门”，“我觉得家外面的空气都是危险的”，“感觉现在大家还是不出门的好。”
这些重获有限自由却不敢享受自由的人，无法不让人联想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其源于1973年8月23日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的人质劫持案。在警方与劫匪对峙130个小时后，以劫匪放弃而告终，但四名被劫持的银行职员却拒绝在法院指控他们，甚至还为其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更匪夷所思的是，一名女人质还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并与之订婚。
还有十几年前，曾看过一则奥地利女孩娜塔莎被一变态男子关在家中地牢当了8年性奴的新闻。在被解救后，娜塔莎在首封公开信中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社会学家研究表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到灾难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这种畸形的情感。
如果我们将劫匪和变态男子与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女孩换成是中共与中国老百姓，就不难发现其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共为了维持一党专制，为了牢牢管控老百姓，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就拿这三年疫情封控为例，中共一方面通过信息封锁，屏蔽外界真实的信息，比如病毒业已弱化，绝大多数感染后通过自身免疫力就可恢复健康，重症和死亡率都非常低，以及其他国家是如何对待隔离人员的等。
另一方面，中共为了美化“动态清零”的实质是为老百姓健康着想，而大肆渲染病毒变异很可怕，一旦放开就会造成大量死亡等信息，给老百姓洗脑，并凭借专制的力量，通过宣传美化着中共，灌输着自己一套又一套貌似合理的理论，让老百姓相信封控是有用的，是可以消灭病毒的，即便需要付出代价，但要算长久的帐，等等。
果不其然，在“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洗脑中，许多人真的就丧失了分辨善恶美丑的能力，丧失了思考、反抗的能力，误以为中共的封控和“动态清零”才是正确消灭病毒的方向，从而排斥一切对中共的质疑和批判之声，忘记了封控期间饿死、跳楼死、迟送医死等真正的不幸恰恰是中共的荒诞封控造成的，忘记了经济的下滑、民众的失业、在国际上的孤立等恶果的祸首都是中共，忘记了病毒的来源正是受中共高层支持的研制病毒的武汉病毒所泄漏的，甚至在中共被迫松动清零政策后或感恩戴德，或希望重新被封。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什么呢？
显然，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老百姓内心虽然渴望自由，但还是宁可被中共封控。对于这样的人，惟有大量告诉他们病毒的真相，告诉他们中共封控和祸国殃民的真相。
除了这类人不希望极端封控结束外，还有一类人也不希望结束，就是通过疫情获取巨额收益的人，比如核酸检测公司，生产核酸试剂的厂家，疫苗公司等相关生产链，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官员。要知道，全民核酸、全民打疫苗让上述公司躺着都在数钱。几千亿的利润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就在中共当局放开防疫措施后，有网友披露，有核酸检测公司自己雇人给12345打电话，说不做核酸不放心。这套路够深的吧。
至于一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中共最高层和追随者，在国内外局势依旧动荡的当下，从内心来说也并不想放松对民众的管控，毕竟疫情是个非常好的借口。只是经济数据难看，郑州富士康岌岌可危，地方财政难以负担，现有防控体系难以支撑，民不聊生，民众反抗增多等多方面因素，使其被迫松动，并透过专家之口向民众灌输“病毒弱化”的信息。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在需要时，当局还会寻找借口重新将人们关在家中，但其上述问题不解决，其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