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政党 > 正文

苏暁康:民间社会的碎片在哪里?

作者:

【按:“七零九”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血腥点。“七零九”被认为是“律师劫”,它也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大劫,因为灭掉律师这个阶层,国家就肆无忌惮了,习近平张狂的今日,来自“七零九”这块血石,未来历史必定聚焦“七零九”前前后后;而中国民间社会的消失,正是中共“马基雅维利”化的结果,这个党在灭掉了民间之后,它也收拾酷吏,将其一个个下狱,以建构其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的制度模式;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越来越残暴,那是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马基雅维利”化而来的,中国的崛起,奠基于经济起飞,更依仗体制的冷血化,这样一种“现代化”,不是一个极好的政治学课题吗?】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众的大规模公开抗议,邓小平陈云皆视为“生死存亡”,此后警察暴力逐渐蔓延到社会面,武装警察尤其是“国家保安局”越来越成为政权依赖的支柱。1999年春的“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后,中国司法当局滥施拘捕、刑讯、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国保”几成今日“盖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惊吓,又加剧了这种暴力泛滥的趋势,失踪、超期羁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残暴水平,已将“公权力”异化为“国家恐怖主义”。

尤其邓后实行的(政治局)常委负责制,其中必有一人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统一指挥国家暴力对社会和民众的施虐,无情而有效率,创造了“国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业绝不止“盖世太保”式警察机构,而是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双双染血。近三十年来,除了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社会工作者、民间志愿者、冤屈访民的常规性镇压、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国家暴力主要是两种:暴力计划生育和镇压法轮功。

“东师古村”,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周永康已经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罗干,随“六四”屠夫李鹏进入中共顶层,操办屠杀之后的“大清洗”,旋即奉命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以“邪教”定罪,以“盖世太保”性质的“610办公室”专职迫害功能,以辽宁马三家劳教院、广东三水劳教所、长春朝阳劳教所等拘禁、关押、酷刑法轮功信徒,强迫“转化”,民间受害者给罗干封的绰号是“中国贝利亚”、“康生第二”。然而“罗干第二”又更邪恶,则是这个制度使然,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便以残酷镇压法轮功为“投名状”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后,其最为诟病的暴行,是将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由来已久的这一“政府行为”,扩大沿用至法轮功囚徒,但是国际间对此“活摘”罪行的调查、搜证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见此举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炼”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欲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建制的总纲领,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

1、镇压组党于萌芽状态——民主党

2、监禁刘晓波以拒绝"零八宪章"运动的温和政见

3、镇压民间会社——法轮功、独立中文笔会、家庭教会(即使不抗争)

4、控制大专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义抵消自由主义

5、把读书人跟党绑架在一起——中国传统:大众听识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引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导致该制度的废止,被称为"Web2.0与维权运动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为产生了一个互联网的新空间,"独裁者学习曲线"对此还没来得及反应。比较"茉莉花"和"709"两次大逮捕,2011年国内受突尼斯影响、借互联网协调而成功发动抗议,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采用非法的方式来应急,搞绑架或者失踪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监居、逮捕,然后审判、判刑,因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才合法化。

这个三十年里,中共一方面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强,他们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紧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锋、许志永等新生的一代异义群体,他们一腔热血,充满正义,也颇为机智,但是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所以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绝大多数维权人士并没有预见到习近平会下这么大的狠手,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一代",他们不相信邓小平会开枪。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但是中国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陈胜吴广、遍地都是孙中山毛泽东,然而民间却在无端地浪费英雄资源,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机制,如何把旁观的民众转换成公民抗争的队伍;或者说,在一个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创造"反抗者学习曲线",这个问题反映出民间还是缺乏创造性人才。八月初锐锋律师事务所案件判决,透露了国内民间领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和建设未来国家五大方案:"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这肯定是极简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里,显示大家的思考还很初级。

今天老百姓和统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维权性的集结,反而门槛很高、触发点几率很低、不易产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视为颠覆体制的唯一选项,可能是八九运动留下来的一个集体无意识,需要重新评估。最近的“白纸运动”,再次点燃人民对"大规模政治集结"的强烈期待,就是一个验证。

然而,民间社会的碎片在哪里?这些年尝试的“网络虚拟集结”、低组织但不是低保密的团队组建、那些从“共同体情感”、“命运共同体”凝聚的力量必定还在。中国人还要走过那些步骤和台阶——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缠斗二十年、四九后历次整肃运动、文革和八九,那些秘密会党、地下党、白区党、大学生结社、工人群众组织等等记忆和本能,储存在几代人的记忆库里,也在等待一个大时代的召唤。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作者脸书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2/1208/1839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