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七日台积电在美国亚历桑那州晶圆厂的机台入厝典礼绝对事攸关台湾国际关系的大事，更应该是台湾的光荣时刻。只是部分有心媒体在此重要时刻刻意将其描述为半导体“去台化”，还加上一堆不知所以的乡民对此拼命转传，导致众口铄金，让好好的荣耀时刻黯淡不少。
但虽然台湾无脑讯息盛传，但老美脑袋清楚的人还是比较多，明了此事的重大意义，不仅拜登总统到场亲自主持，还号召美国主要高科技公司苹果、辉达、超微等领导层到场一起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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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赴美设厂是去台化的谬论竟有人信
美国最高政治领导者特地从华府飞越两千公里来亚利桑那的小镇来见证台湾的投资，显示台湾现在已被视为是个科技界的要角，更是个值得尊敬的合作对象。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也不再只是地缘政治以及共享民主价值的政治体制，还包括本身的经济实力与科技能力。笔者所认识的美国智库界都极为重视这个投资，视为是可将台美关系带入下一阶段的重要发展，显示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性。但在台湾却有亲某特定阵营者将这个投资说成是美国对台湾的掠夺，并预示了台湾即将被抛弃的讯号，这两种指鹿为马还彼此矛盾的胡乱指控可以在台湾社会这么通行无阻，让人怀疑我们社会对于是非观以及秉持理性讨论的文化，到底还存在吗？
但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机台入厝的众多新闻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前台积电总裁张忠谋提到全球化已死，自由贸易体制无法起死回生的判断。
从2017年底美国发布国安战略，宣称全世界进入地缘战略回归的阶段，将中国（同俄罗斯）定位为有意改变现状的国家，也一反先前所有对中国的战略操作假设，不再认为经济可以带来中国的自由化。这个战略之后被拜登政府继承，而美国对中国的判断也逐渐被日本、澳洲、欧洲等区域接受。
但除了对中国体制的认知出现变化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让大家注意到国际合作在此无法发挥作用，而这个无以发挥作用的原因，与政治体制不同导致的价值观对立，及中国大幅渗透联合国使得国际合作被高度政治化等发展有关。此外二十一世纪初供应链原先奉just in time为王道，现在也开始已just in case为主，让供应链更重视韧性议题。在这之上如果还加上先前已经因价值观不同导致对立关系的深化，更让宣称“政治价值中立”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制的问题被凸显。现在不仅要注意供应链韧性，还要强调供应链安全。后者带来供应链的转炼效应，以及内包（on-shoring）、友善外包（friend-shoring）等发展。
数位经济的出场，及其在国际贸易体制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改变了我们过去对于国际贸易管理方式的认知。而数位工具一方面透过数位场域将物理边界大幅抹消，但另一方面又给国家或数位有力者更强的跨域控制能力，使得过去被认为无法操控的跨国交换，出现了被管制的可能。这让相互依赖从原先无法处理的面浆糊，变成有机会被梳理的粗面。
提出经济政策慢慢成为美国政府的信念
另一个重大改变，是随着拜登政府的出场，美国也迎来一个有意运用经济政策协助国内公民所得的主张。国安顾问苏利文在竞选期间，提出“可促进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的主张，还挑战美国将政治与经济阁区别的主流看法，更将“工业政策”从一个美国政策圈视为负面的词汇，转变为政治上可接受的工具。当最相信自由贸易竞争的美国都有这样的变化，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最有力支撑也随之被松动。
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全球化动能的丧失，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强硬以及美中贸易战的出场，而是后冷战时代以联合国为问题处理主体的全球体制在崩解，既有的自由贸易体制缺乏维持自由贸易的强制力而无法处理违规者问题，数位经济冲击了既有自由贸易的模板等议题。这些发展强化了对基于价值而对安全的需求。现在出现地缘政治支配全球经济的趋势，与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关。
地缘政治支配经济，除了让全球化进一步瓦解外，也迫使印太区域“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生存方程式不再适用，每一个国家都面临选边的压力，选边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何时要完成选择的问题。各国第一个会需要面临选边的，就是其对高科技相当敏感的相关产业，特别是军民两用科技部分。但这个选边不会只停留在科技产品，因为和这些产品的设备仪器与相关制造原料，之后也都会面临类似的压力。而随着5G与物联网预期会快速发展，其他一些低阶但会透过5G而扩增其使用价值的产品制造商，也会遇上要选边的要求。因此是选边需求会逐渐扩大，而不会只停留在某些场域。
地缘政治考虑绝不容轻忽
也因为这些选边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理由，因此其发展轴线会是经济的自主性逐步让位于地缘政治压力，经济固然会对于地缘政治要求的配合速度产生迟滞作用，但不会对地缘政治压力带来逆转。在俄乌战争中德国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个角度下，就可以知道“两岸企业家峰会”谈台海两岸“供应链合作”，是有多么的昧于现实。
全球化已死的另一个发展，就是经济合作会沿着“友群”发展，国际协调的作用在降低。这意味着如果将重点放在与共享价值理念国家的产业与贸易合作，可能对台湾会比较有机会，而如果多边经济合作协定牵涉到跨不同友群，甚至相互冲突的友群，则这个友群要发发挥光大的机会就可能不会太多。目前很多经济相关友群要嘛是在疫情前完成，导致其对数位经济的着墨很有限，或是包含不同友群的价值冲突国家，这也会影响这个友群的发展潜力与永续能力。
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时代，台湾曾期待全球化度跨疆域的影响力，会使得国家控制力降低，进而提供台湾更多参与全球事务的空间，但具体实践的结果却刚好相反，全球化促进对全球治理的需要，并将过去被冷战结构封闭其政治性的国际功能性组织，被重新政治化，反而更凸显台湾地位不明的问题，导致对台湾国际参与的进一步限制，让台湾有不得不要争取／强化主权主张的需要，而这又进一步让台湾与意图维持台海现状之友盟的矛盾持续加深。
现在地缘政治回归，国际快速进入新冷战结构后，随着全球化动能的丧失，全球治理的退化，很讽刺的，这会让台湾不确定国际地位的问题变得比较不严重，因为实际对台湾的需要，会远大于维系一般性国际规范的要求。
台湾得正视“后全球化”动态
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对其友圈（拉美、非洲、部分亚洲国家）的控制力也会增加，但中国对于友圈以外的国家之影响力也会下降。中国“一中原则国际化”的实际作用也会下沉，但也因为这样，因习近平已把并吞台湾视为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因此“一中原则国际化”能力的下滑，必然会被视为是对习近平个人权威的挑战，也因此在未来台海也只会更紧张，而不会更缓和。这个发展与台湾国际空间的提升有关。
对台湾最重要的，是改变过去三十年奉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为经济发展圭臬的想法，开始要想法积极适应这个“后全球化”的国际新局，而这个新局一方面与美中关系有关，但又超越美中竞争的面向。不把台积电赴美布局视为强化台美同盟，在地缘政治当道时代巩固友圈的战略作为，却人云亦云的说这是“去台化”，并对“两岸企业家峰会”的昧于现实不予置喙，持续鼓励已经过时两岸供应链合作，这种思考只会让台湾走入被美中大国夹杀，甚至沦为中国抗美马前卒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