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人权日，去年的今天，个别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关切”。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只有本国人民才是一国人权事业的评分者。
汪文斌指出，谁才是一国人权事业的评分者，答案只有一个：本国人民。一种人权保障模式行不行，关键看它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一国人权事业好不好，关键看它是否能够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作为一名拥有40年国龄的炎黄子孙，我毫无疑问属于本国人民，而我感觉不幸福。
理由如下：
首当其冲是写作。我有嘴要说话，我有笔要写字。这是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我认为这个需求是正当的。正如原中青报副总编周志春曾阐明的三条底线：
一、坚决不说假话；
二、不主动说假话；
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
对于我来说，周老所言第二三两点基本不存在。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根本没有说假话的必要。一个人说真话不赚钱，说假话才能赚钱，他自然要说假话。若是这种人能坚持说真话，才叫难能可贵。
而我，说真话和说假话都不赚钱，那我为啥要说假话呢？因此我即便说真话，也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优秀品质。我只能说，讲真话，是我的生理需求。
我觉得，说假话我心里难受，感觉堵得慌，我看到不光彩，不公正的事情我就要管，我就要仗义执言，这些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开心，我的幸福感就会提升。
在这三年里，我看到了大量不光彩，不正义，甚至违法的事情。我都用我的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且试图在公众号上发表。
这让我损失了两个公众号，并且只有四分之一的文章发出去了，即便发出去，存活率也很低。
我只是个普通人，能注册的号很有限，我损失不起。大量的文章发不出去也让我很愤怒！口罩已经影响我说话了，写几篇文章也不行吗？
我们都是人，也能使用互联网和电脑了解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基于这一点我相信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弘扬真善美，驳斥假恶丑，这难道不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这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提倡，应该支持的？
作为ZF也罢，平台也好，难道不应该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
在我呀呀学语，蹒跚学步的人生之初，每一个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且不论水平高低）都告诉过我一句写作箴言：说真话。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这便是写作的金科玉律，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名家的立身之本。
我是为了说真话而写作，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当现实条件与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相违背的时候，我找不到方向，我感觉不幸福。
我已经穷尽了2500个常用汉字排列组合，还要怎么写？还能怎么写？！我知道，我面对的是无情的机器人，即便愤怒，我也无计可施，不能畅所欲言，这让我的幸福感下降。尽管我生活在这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里。
还有。
我的公司附近是一所大学。在口罩之前，我中午通常会去那里吃饭。大学食堂对外开放，只需要刷支付宝或微信即可。那里的饭菜相对便宜，量也比较大。那里的女生很漂亮，男生篮球打得也好。
每天，吃完饭，看看漂亮姑娘，在球场上打一会儿篮球。这让我在枯燥繁重的工作之间得以喘息，这也是我每天小幸福的来源。
但是，口罩来了，所有大学全部封闭，只有学生可以凭借学生证出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次踏入这所大学以及上海的任何一所大学一步（哪怕是母校）。
大学校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这让我感觉不幸福。
还有。
现在公司旁边相对便宜的“煲仔饭”是38元一碗。我不知道其它地区的朋友们吃午饭什么价格，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工资多少钱，因为我已不再相信那些“数据”。我说的是上海徐汇区的价格。我工资已经N年没有涨过了，38块钱的煲仔饭，我觉得太贵了。
每次吃饭只要有“小份”我肯定选“小份”的，这让我感觉不幸福。
还有。
因为不能出门旅游，我平时的幸福来源主要就剩下看书和看电影。因为我是中国人，母语是中文，所以我爱看国产电影。2020年伊始，上海电影院封闭了半年，这让我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我感觉不幸福。
电影应该输出价值观，这世界上有很多种价值观，如果国产电影可以输出多种价值观，那么国产电影就精彩。在我国八、九十年代，我就曾看过很多输出各类价值观的国产电影，那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电影启蒙的岁月。
照道理说，国产电影应该越拍越丰富才对，但不知道为啥（其实我知道）XX之后，国产电影只输出一种价值观了，我认为，它也就失去了观看意义。
所以我感觉不幸福。
《甲方乙方》里曾经说过：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啥要怀念1997，现在我知道了。
《不见不散》当中，在美国生活10年的葛优想尽办法要回国，尽管他看上去在美国混得不错。最后终于和徐帆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而今，打造这一切的冯小刚导演去了美国。
还有。
口罩之前，看书是免费的。附近有两个“社区活动中心”。除了富丽堂皇的党支部以外，二楼可以唱戏看电影打乒乓球，三楼则是图书馆阅览室。上海很多社区都有这样的配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社会福利”，如果算的话，那可谓弥足珍贵了。
这里的图书馆阅览室有大量图书，其中不乏冷门力作，很多90年代出版之后不再版的，书店也买不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出去旅游，不能去电影院，也不能去大学校园，也应该少去歌厅、酒吧、夜总会。那么，他去图书馆看看书总可以吧？
可是，口罩之后，这些图书馆阅览室也全部封闭了，至今没有重开迹象。没有地方看书，这让我感觉不幸福。
还有。
当今社会能把人给逗笑了，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上海很多业余脱口秀演员一分钱不拿去俱乐部免费说，这难道不是“默默地奉献”？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提供方便让他们尽情地说嘛？
可是自从上海静默以来，80%以上俱乐部都没有重开迹象，池子主持的“中CULB”已经发出“无限期暂停营业”通告。剩下的也面对层层困难，这些困难非但没人为他们减少，反而层层刁难！这合适吗？这样做对吗？！
这让我感觉不幸福。
还有。
某些“专家”一个多月前还铁口直断，说XX后遗症可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早几个月，某专家说，奥密克戎病死率是流感的7到8倍。但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又说XX没有后遗症了，又说奥密克戎不过是小号流感了。
这样的人，居然也人模狗样地在文明社会混，工资居然还比我高。这让我感觉不幸福。
我们的社会不是弘扬真善美吗？不是抵制假恶丑吗？你从小不就是这么教育我的嘛？
脸都不要了，还有人会信你吗？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正直的、勇敢的、善良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可惜的是，我不能堂堂正正写出他们的名字。
口罩元年，有一位李医生，他把他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后来他走了。我们应该记住他。
随后，有一位武汉女作家，她面对无知无脑的奴才，用笔说了真话。我们应该记住她。
今年4月，有一位不知名的自媒体人，把上海的一些声音汇聚在一起给大家听。我不知道他的结局如何，但他是个勇敢的人。
同月，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位记者让领导放下稿子，用手机买菜，看看上海到底缺不缺物资。
还有很多在静默中联合签名，以求本小区的妇孺老人居家隔离，“一切后果自负”的普通居民。还有很多在视频和照片中，侃侃而谈，为国家机器普法的孤胆英雄。
这些不知名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记得。最后我想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为本文结尾：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本文作者：冯斯托洛夫司机，文章原标题《我认为我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