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就是黎元洪。生于湖北的黎元洪（1864年～1928年），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进入北洋水师服役，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他投靠两江总督张之洞。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出任副总统。袁世凯死后，他由副总统继任总统。1922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
对于黎元洪，学者严复如此评价道：“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大意是黎元洪的道德水准，天下有目共睹，但在政治方面却过于柔弱。是否如此，史家自有评判，不是本文关注之点。
黎元洪只有一妻一妾，即发妻吴敬君和如夫人危文绣。黎元洪和吴敬君一共养育了二子二女：长女黎绍芬，长子黎绍基，次女黎绍芳，次子黎绍业，“芬芳基业”无疑体现了黎元洪的期望。也正因为抱有这样的期望，他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请先生在家中设馆，子女们既学古诗文，也学数理化，并特别重视英文。
在黎元洪的四个孩子中，黎绍芳、黎绍业因体弱多病没有读大学，黎绍芬和黎绍基则有读大学和海外留学的经历。黎绍芬是1919年创建的南开大学的首届学生，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学。1923年，她大学毕业后，在黎元洪的支持下，前往美国留学。她常常写信给父亲，讲述在美国的见闻。
四年后，黎绍芬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启程回国。回国后，深感荣耀的黎元洪为其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并取消了多年来不准女儿和男客讲话的规矩。
黎绍芬先是在天津教育局担任督学，后出任天津第二女子中学校长，32岁时才与天津世家子弟徐璧文成婚。1949年中共建政后，黎绍芬加入了“民革”，帮助中共做了不少统战工作。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有着诸多海外关系的她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1966年12月8日，她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5岁，与父亲黎元洪同寿。
1903年出生的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为其寄予了厚望。1920年，黎绍基被送往日本贵族学校求学，1923年，回国进入南开政治系学习。1928年黎元洪去世后，黎绍基继承了父亲所投资实业公司内的职务，担任中兴煤矿董事等。后来煤矿为日军所占，他避居上海拒绝与日方合作。抗战胜利之后，复兴煤矿的同时他大力发展下属的轮船公司。其后暂居香港。
1949年中共建政后，黎绍基受到了中共的邀请前往北京。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并为中共欺骗之语打动，选择回大陆发展实业，同时将停泊在香港的二十余艘船驶回大陆。之后，他与其他董事一起申请中兴煤矿公私合营，获得批准，轮船公司的业务，则纳入了上海航运局的规划内。
同姐姐黎绍芬一样，黎绍基也没能在文革中逃过迫害。他的家被抄，银行存款和海外子女的汇款都被冻结，每月的生活费用十分微薄，不得已他前往天津的弟弟黎绍业家中避难。1983年病逝，其子女均在海外留学，幸未留在大陆。
黎元洪的次女黎绍芳嫁给了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除了身体不好，更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在1945年病逝，年仅38岁。
而黎元洪的幼子黎绍业，个性内敛，喜爱古文、历史、古琴、书法，迷恋佛学。在父母病逝后，他曾一度想皈依佛门，被家人劝阻，其后协助兄长经营实业。文革中，他也因其家庭背景，受到了冲击。他的大儿子黎昌骏在文革第二年就被迫害致死，女儿黎昌若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7年调回天津，不久病逝。黎绍业则病逝于1996年，享年84岁。
不仅仅是黎元洪的子女遭到了中共的迫害，黎元洪死后也不得安生，其坟墓被红卫兵用炸药炸开并挖掘，部分随葬品被省博收藏。2012年大陆有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导。
根据武汉一位民间收藏爱好者余长庭先生偶然发现的档案材料，黎元洪墓是被作为“四旧”坟墓“查抄”的，是当时所谓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有组织的行为，并非此前传说是两派红卫兵突然挖掘；被掘时间也首次以档案文字得以确认：1967年6月5日；“查抄单位”则为当时的“湖北省林业厅综合勘测设计大队革命群众组织”。档案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一页《查抄物资上交清单》，它清楚地记录了当时黎墓被挖掘后，仅有部分随葬物品交至省博馆藏，还有一批随葬物品被“截留”，变价80.02元冲抵了“炸墓开支”。
显然，发生在黎元洪一家身上的悲剧不过是那个时代诸多悲剧的缩影而已。
2013-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