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大门前。（2022年12月10日）
在过去三年，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新冠中共病毒疫情冲击时，中共凭借其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坚持“清零”政策。
然而，随着各国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不断提高的医疗治疗手段和群体免疫力逐渐走出疫情，中共的政策方法显得越来越混乱。12月7日，中共政府在疫情政策上的急转弯更令疫情在全国多个地方爆发，特别是北京，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中国本来有近三年的时间学习世界各国政府走出疫情的经验，应对国内开放后的新冠中共病毒病例激增。但卫生专家表示，当局没有好好利用这一窗口期，把大部分时间放在疫情封控上面，未能帮助民众做好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准备。
中国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迎来大规模感染潮。据英国伦敦Airfinity医疗风险公司11月底的分析，如果中共取消严格的疫情限制，新冠病毒可能会感染至多2.79亿人并导致21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美国乔治城大学全国与全球卫生法律研究所主任劳伦斯·哥斯汀（Lawrence Gostin）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医院已经爆满，虽然还没达到西方国家在新冠德尔塔（Delta）变异株疫情期间的程度。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里，中国的卫生系统很可能会被新冠中共病毒病例压垮。”
无序开放
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和持续的经济损害，12月7日，中共政府突然在疫情放开了疫情防控措施。专家认为，中国放开的时机并不理想，医疗系统没有为感染潮做好准备，民众也没有思想准备。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被教育要害怕新冠中共病毒这种疾病，导致当前被感染的人群迫切涌入医院，进一步造成医疗挤兑。尽管官方在这几天加大了宣传力度，鼓励居家检测和治疗，但社区工作人员大规模感染人手不足，医疗物资，甚至基本的退烧药品也出现短缺。
中国媒体报道称，全国各地药房的退烧、感冒和止咳类药被一抢而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也很难买到，加剧了重病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的风险。
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的养老院没有提前得到通知储备相关药品和试剂，院里的老人在感染后也没有转院的应急预案模式。此外，冬天是老年人基础疾病爆发的季节，加大了养老院面临的困境。
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告诉美国之音：“当有很多人同时寻求医疗服务时，每个人接受的护理质量都会下降。因此这可能会加大疫情带来的死亡人数，不仅包括因为病毒直接死亡的人，还包括那些可能无法得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那种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而死亡的人。”
缺乏疫苗推广
卫生专家表示，中国这波感染潮的破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他们警告称，疫苗接种运动对预防当前这轮感染潮可能为时已晚。
老年人是新冠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显示，85岁以上的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感染新冠后死亡的风险是570倍。在中国80岁以上人群中，只有40%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
对于没有打过加强针的老年人而言，他们最近一次接种疫苗可能是一年以前，免疫力已经大大减弱。由于中国国产疫苗使用的是灭活病毒，效力不如使用更新的mRNA技术的西方疫苗。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国内三针疫苗约等于国外两针的有效率。
中国许多家庭对其老年亲属是否应该接种疫苗犹豫不决。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大规模的封控下，老年人的感染可能性较低，疫苗还可能导致他们的慢性病恶化。与此同时，官方此前也未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作为重点，直到上月底才出台文件要求加速老年人的接种率。
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尼尔斯·格雷厄姆（Niels Graham）说：“西方国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接种疫苗，但他们对老年群体更加关注。我不认为中国有同样的目标定位。基于过去对中国医疗系统的经验和对中国医疗系统的普遍不信任，中国人对疫苗总体上有一些犹豫不决。”
中国在2021年初推出国产疫苗时曾建议18-59岁的人群接种，这助长了疫苗对老年人不安全的说法。一些社区疫苗接种点也不愿给老年人打疫苗，因为无法了解他们的医疗史，可能引发潜在的医患纠纷。
面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中国医药本周与辉瑞公司签署了进口分销协议，引进用于新冠重症患者的口服药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Paxlovid）。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不愿意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
格雷厄姆解释称：“因为他们（中共政府）真的想坚持这种说法，是中国的聪明才智，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而不是来自西方的创新，最终让他们躲过了最严重的疫情。”
医疗资源投资不足
分析表示，中共官方把原本应该用于扩大医疗能力的资源，用来进行无休止的核酸检测和方舱建设，导致疫情爆发后医疗系统准备不足。
格雷厄姆告诉美国之音：“当西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大量投资，例如扩大重症监护病房，购买更多的呼吸机，以及储备大量治疗新冠病毒的疗法和药物，以真正治疗严重的新冠中共病毒病例时，中共将其资源主要集中控制疫情传播上，建立大规模的隔离设施，利用应用程序或是其他机制来追踪新冠。”
近日来，中共官方迅速扩建医疗设施。中国卫生官员在上周发布会上称，中国的重症监护床位（ICU）从一个月前的每10万人不到4张增加到了10张。据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5月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布的模型预测，ICU床位需求在新冠爆发高峰将达到100万张，是中国容量的15.6倍以上。
医学专家表示，就算中国能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找到足够多的训练有素医护人员是一个挑战。疫情的迅速爆发已经导致中国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
努佐说：“感染这种病毒的人需要高级别的护理，你需要能够提供这种护理的人。因此，这不仅仅是修建（医疗）设施的问题，而是要有足够的人。”
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指出，中国为每千人服务的注册护士为3.1人，低于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与德国等发达国家每一千人有14名护士相差甚远。
实际上，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医疗救治资源的投资有所放缓，更多的资源转向核酸检测和建设用于隔离方舱。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文件报道，今年用于修建隔离中心的预算从去年的不到1%升至9%。
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在5月发布的估算统计，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覆盖70%的全国人口计算，中国每年在核酸检测方面的支出可高达2.5万亿人民币。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卫生支出在放缓。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5万亿元，同比增速放缓至4.74%，低于2020年9.62%的增速。同时，去年的医院床位数和医务人员总数的增幅也较疫情前水平放缓。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并不多，去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6.5%，低于世界约1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经合组织国家8.8%的平均水平。
城乡医疗差距
中国14亿人口中约有5亿人居住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医疗资源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恐受到疫情更大地冲击。
中国首都北京尚且出现120急救电话呼入量激增、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增长16倍的情况，而中国农村的很多医院根本没有发热诊所或者ICU床位。据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中国农村地区平均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比城市少30%。
中国卫生官员本周表示，到明年3月，大约90%的乡镇级卫生院将设有发热门诊。但这可能太迟了，全国各地民众将在不到一个月后踏上农历过年返乡探亲的旅途，届时将给农村原本就薄弱的医疗基础设施带来更大压力。
哥斯汀预计，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能够在住院人数激增的情况下扛过来，而中国农村卫生系统要脆弱得多。
哥斯汀说：“我预计中国农村地区的医院会出现巨大问题。一些医院承受的极端压力将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些地方，医院可能不堪重负，但为了保全面子而保密。”
